从赵国继承权干涉战争开始之初，墨家这边就一直在和公子章讨价还价，围绕的就是一个核心：分赃。

    分的“赃”，是搞定公子朝一系贵族之后那些封地上的奴隶、农奴，以及一直要到赵武灵王时代赵国才能得到的云中、九原、乃至河套。

    这些地方现在不是赵国的，也就谈不上分土地。

    娄烦和林胡现在相对于中原弱得很，既没有中原的组织，也没有中原的技术，铁器和火药更早的出现使得这些聚落完全没有了丝毫的优势。

    以墨家现在在高柳的力量，攻取云中、九原并不是问题。

    问题是人口，没有人口守不住，也没有丝毫的意义。

    分封建制之下，人口既是财富，也是力量。

    贵族将农夫束缚在土地上、分封土地可以连同人口一起转让，这是在一些陪葬铜器上刻着的事实。

    人口意味着贵族可以有更多的征召兵，有更大的力量，有更多的和国君讨价还价的本钱。

    贵族制度之所以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也正源于此。

    控制流亡、流亡是罪，导致人口不能够随意迁徙。

    墨家想要沿着阴山一线维持农耕游牧分界线，没有人口不行、只是解放草原奴隶也不够而且文化差异较大、游牧转农耕即便是气候和环境以及新的作物都适合也需要时间。

    公子朝自立反叛、魏国干涉的事这是可以预见的。

    而这种预见也是可以转为墨家想要的东西的。

    不狠狠收拾一批赵国的贵族，人口就没办法迁徙到云中等地，一个萝卜一个坑，得把萝卜挖了才能有多余的坑移到别处。

    这待价而沽自己要价太高，就不得不提前谋划：魏国如果仍旧小霸，公子章肯定也就是魏国承认他的侯位就会议和，只有把魏国坑到半残才能让公子章决定彻底和魏国决裂，顺带着决裂之势一成，墨家立刻和魏和谈使得魏国可以从容调动兵力对付赵国。

    魏国是被逼出来的，西河、中山、赵、泗上、陈蔡，魏国不能四面都收拾，只能选择一面。而这一圈之中，也只有赵国最弱，至少此时的赵国内部是最混乱的，他不干涉赵国就要面临四面被围的局面。

    现在局面已经出现，刚刚继位的公子章所能依靠谋划的老臣公仲连又逝，邯郸的民众明显的不爱国在那讨价还价不出力，墨家再来谈的时候，公子章也真的是无可奈何了。

    赵侯之位，能做的人太多，赵武公尸骨未寒，人家的亲生儿子当侯爵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贵族可以观望、可以看着魏国干涉，唯独他公子章不行。

    因为墨家的使者来到赵都中牟提出条件的时候，赵公子章和满朝文武谁都知道这就是在趁火打劫，却又无可奈何：邯郸的民众和各地提供战争国债的商人不相信赵侯，只是同意让墨家当中间人，他们是把钱和粮食借给中间人由中间人将来偿还他们利息和本金，毕竟自己没能力惩罚君侯违约，民间募集的东西在墨家手里捏着，这年月没钱没粮打个什么仗？

    况于除了高柳那边的一支成建制的野战部队，赵公子章已经拉不出一支可以和魏国西河卒、公子朝叛军、西门豹邺地农兵对抗的军力。

    这件事就根本不是简单的赵国内政，说白了就是墨家和魏国干涉赵国继承权的战争，而且双方都是撸着袖子直接上场了。

    墨家的条件，其实听起来也挺简单的。

    其一就是高柳附近几个邑的土地，赵公子章授予民众，民众在那里自治，双方盟誓：那里的民众不参与不义之战，但仍旧隶属于赵国，每年缴纳一定数量的田亩税之外公子章无权管辖——用分封建制的法权理解，就是公子章要把高柳附近封给一个贵族，而这个贵族的主体是全体民众。

    其二改革边关制度，开放几个互市的口岸，成立征收关税的部门，墨家参与管理和建设，以此作为偿还民众和商人之前支付的战争贷款。

    其三也就是一旦消灭掉公子朝的叛乱，墨家需要至少五万那些叛乱贵族原本拥有的农奴和奴隶，充实云中、九原等地。

    听起来这三个条件都挺简单的，而且又可以使赵国富强、不用担心北部娄烦林胡的侵扰，还能偿还民众的贷款，顺带着还能充实北方。

    原本很多地方赵侯就没能力直辖，分封建制直辖，贵族的领地赵侯根本收不上来税也没资格管，到后世集权初步有效的时候问平原君收税还被平原君劈头盖脸一顿不满。

    然而这要是别的忠心耿耿的贵族，也就还好，可墨家在泗上那边干过一次了，这是要依样画葫芦，公子章心里哪里会不知道借鉴一下宋国的经验？

    再说，把那里的土地授予民众这事，本来就是个形式，可有时候形式远比实质更重要。

    十多年了！赵国就没从高柳得到过一个铜钱的税，也没得到过一个服兵役的人，那里的土地制度什么样赵公子章又不是不知道，唯独就是没有一个形式上的承认而已。

    换了后世李牧驻守北疆，其实也是一样的，军赋都是取自当地用在当地，但形式上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现在形式上承认，那别的地方的赵人怎么看？凭什么高柳的人能够拥有土地我们却还得给贵族当农奴？

    所以这一场谈判的重点，北方的治权不是重点、墨家的心思也不是重点，重点就是那个高柳地区的说法。

    封给贵族，什么都好说，要是这个贵族愿意改革、愿意利天下，那随你怎么弄。

    但是，授予民众，那是万万不能的，这要是动摇国本的。

    双方撕扯了好几天，公子章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封屈将子以高柳，再以高柳君的身份进行变革，赵国不管。

    但是墨家却咬紧牙不放，声称这是原则问题，不可妥协，墨家不接受任何封地和贵族称号。

    公子章又折衷了一下，说要不这样，在那里设郡，授予你们郡守之职，这不是世袭贵族，你们随便折腾。

    墨家表示还不行，必须要明确很简单的所有权问题，如果公子章承认一国为公，那么墨家愿意在一国为公而非私器的基础上做郡守以为利民；然而如果公子章不能承认国为公器、君臣民之通约也，那么墨家也绝不接受这个私产的管家、家臣。

    公子章也是年轻，当时就勃然大怒道：“义战、不义之战！只要是打仗，就要死人，哪有什么义战不义战的说法？让高柳的人只打义战？这义不义全靠你们墨家的一张嘴！”

    “你们墨家没打过仗？没主动去过草原征伐？征伐没死人？那是义还是不义？”

    墨家的使者立刻表示：“义还是不义，不是靠墨家的一张嘴，而是靠子墨子的三表之规来断定的。以天志为先，符合民众利益的就是义、不符合的就是不义。”

    “墨家当然出兵过草原，而且打过仗，那是因为这是义战。”

    “为何为义战？因为乐土九重之下，每一种进步都是义的。”

    “草原人不耕种只放牧，动辄南下劫掠边城，劫掠不是生产反而破坏生产，所以为了防止生产被破坏，当然要打。”

    “其次，草原聚落中也有头人奴隶，牧奴并不想打仗只想着放牧，而劫掠的主要发起者是那些聚落头目，所以墨家每次去都要砍死一些发动不义之战的草原贵人，诛不义为义。”

    “最后，高柳、云中等地适宜耕种，尤其是玉米、土豆等作物可以生长，想要改变胡人劫掠的生活，就是在那里推广农耕，使得民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些草原聚落的贵人阻碍这种进步，那么他们就该死，就该被消灭，所以要打，也就是为了利天下之民。”

    辩论本就是墨家擅长的事，墨家又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少谈德而多谈利，因为墨家利义统一，谈利就是谈义，至于这个义是不是公子章认可的义，那不是墨家使者要考虑的问题：不同意就不接受条件，大家一拍两散，你逃亡出国当流亡公子，我们墨家继续宣扬我们的学说就是，打不打得过公子朝为赵侯后的反扑那是我们的事，也和到时候流亡出国的你无关。

    公子章身边的臣子也听明白了墨家的意思，也就是说高柳地区的军赋自留，对于草原的经营绝对保证赵国的北部安全，如果草原上出现了强大的娄烦林胡，高柳地区的人绝对会出兵攻打，死战到底，以保卫他们的“进步”生活。

    而若是赵国对外发动战争，对不起，别想调动高柳地区的一兵一卒。如果赵国内部再发生政变，除非有利民的变革导致的变革和反变革的争斗，否则高柳也不会出兵。

    颇有些守在北境做血肉长城、不参与中原纷争的意思。

    只不过这些人忘了一个问题，或者说完全没考虑到一个问题，这个条约中的“义战”的标准，还有一条正在泗上酝酿。

    那将是一声惊雷，只不过现在惊雷未起，甚至乌云还未遍布。

    赵国想要成为强国，要解决的好几个问题，融合代国和赵国文化是其一、集权改革是其二、夺取云中九原是其三，一直到赵武灵王时代依靠胡人打压国内贵族完成了这三项，才可以和秦国抗衡到底。

    适固然在拆三晋，固然泗上最大的威胁还是魏国，但是墨家却不养虎，唯一一个想要养的虎是被锁死了南郑汉中巴蜀战略的秦国，逼他向西。

    至于赵国，还是要逼着他在中原找出路。在中原找出路，那就必然要和魏、齐发生摩擦。

    中山国固然是适借用其复国来削弱魏国、诱骗赵侯坚决反魏的，可未必真的对中山国好。有中山国在，云中高柳等郡就要排在赵国的战略重心后面，还不至于那么早翻脸。中山国这张牌已经用完了，可以丢弃了。

    三晋已经被拆了一方，还要为将来再也没机会结盟做准备，一如用堵死南郑汉中倒逼秦国谋西一样，堵死北境云中，那也是在倒逼赵国将来和魏韩齐的冲突不可能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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