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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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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有病 作者:李小牧

    正文 第 1 章

    日本有病 作者:李小牧

    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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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剖我们邻居、对手、朋友:日本有病>

    第一部分 第1节:致我同行(1)

    致我同行

    加藤嘉一

    2008年5月,我在英国《金融时报》开了一个专栏,叫“第三眼”。本网总编辑张立奋鼓励我说,“一个日本人在一家国际化的西方媒体用中文写作,这叫全球化,意味着时代的进步。”当时我很兴奋,由衷感到必须把这一任务坚持下去,甚至以为,“我正在做世界上罕见的,独一无二的事情。”

    后来才知道,原来还有一个人之前早就在做与我完全同样性质的事情。一个来日已有23年的中国湖南长沙人,2004年在美国《新闻周刊》日文版开了专栏。“一个中国人在一家国际化的西方媒体用日文写作,而且一写就是七个年头”,处境与我完全相同。我的第一反应是“输了”。

    记得,第一次知道“李小牧”三个字是2008年。在他的地盘东京新宿歌舞伎町,他做老板的“湖南菜馆”,我通过一位从事文化交流的日本女士介绍与他相识。对他的第一印象是,黑社会……(抱歉,小牧哥,这是真的)。他说自己1960年出生,48岁,我正好24岁,长得甚至与我差不多的这个人竟然比我大两轮!我与人打交道,相当重视第一印象。李小牧是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最强烈的人,不是“之一”。

    后来,我跟他在著名演员张光北大哥当总制片人的连续剧《东京生死恋》里再次相遇,我做副导演,他饰演非常重要的黑社会老大。导演组对他的评价一律为“太棒了”!小牧哥后来跟我说,“我没什么演戏的感觉。”等于“本色出演”嘛。我也顺便演了他的部下。2008年下半年,我们剧组到日本拍戏一个月,其中在新宿歌舞伎町呆了34天,曾协助成龙在歌舞伎町这个日本的“嫖赌毒”文化集中、男女平等、无序的、狂热的、另类的地方拍《新宿事件》的小牧哥也为我们提供协助,使得我们的拍戏过程尽可能顺利成功。歌舞伎町那个地方原则上是不让拍摄的,政府也不给许可。若当时没有相当熟悉歌舞伎町文化和潜规则的小牧哥的帮助,我们可能就被黑社会干掉,或被警察抓住了。

    小牧哥在2010年1月的时候在日本出版了把上述美国《新闻周刊》日文版的专栏等文章结集的《歌舞伎町より爱をこめて路上から见た日本》,谈到了与成龙的合作。我了解到,成龙曾对他感叹表示“日本这个地方,拍不了好电影”。小牧哥借助成龙感言批评的是,日本这个社会,各种各样的限制太多了,制度相当死板。成龙这个国际巨星明显有助于宣传歌舞伎町,政府却不改变所谓“政策”,缺乏灵活性和适应、调节能力,结果不仅吃亏,还导致外人对它产生不良印象。

    第一部分 第2节:致我同行(2)

    我每次回国前都去“湖南菜馆”找小牧哥,跟他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他真的是跟我亲哥一样,作为名副其实的长辈,非常关心同为在异国他乡奋斗的我。我跟他的关系,只能用“战友”来形容。1988年,曾做过专业舞蹈员、记者、贸易公司职员等的李小牧拿着自己所储蓄的小小的资金,单身自费来到日本,学时装设计,后来被神秘的歌舞伎町文化所吸引。在我这个比较“正”的人不太熟悉,甚至不太愿意靠近(因为害怕)的地方,与警察、媒体人、黑社会、风情女人等各种角色打交道,竟然逐步成为了这里的主人。

    我到中国之后才知道,原来,日本真是一个很另类的国家。它的文化特殊性太浓厚了:高度集团化的排外性和独特的从众心理,以“暧昧为美德”的人际交往方式,一旦一个人小有突出就被全社会攻击的狭隘实用主义……在这块地盘上,连能够向全世界扩展网络,甚至控制每一个角落经济脉动的华人,都很难深入其中,更不要奢谈影响格局,改变现状。

    小牧哥在我认识的在日华人当中,是对日战略最成功的典范。我个人平时在中国很注意培养魄力、魅力、体力、毅力以及智力。若一个外国人要深入潜伏人家地盘,必须具备这五方面的素质。小牧哥无疑就是综合了这些素质的复合体。他有很多面孔,歌舞伎町案内人、作家、餐厅老板、农家、文化人、演员、项目协调人、出版人……还有,与我一样的,专栏作家。

    小牧哥在《日本有病》里回答“你怎么这么年轻?”这一所有认识他的人感兴趣的问题:“因为我睡眠很少。”他13岁加入歌舞团,从未睡过8个小时以上,每天都只睡5个小时左右,还断断续续的。这一点我也一样,我从13岁开始打工,送报纸,每天晚上11点睡觉,凌晨3点半起床,至今也几乎没有睡过8个小时以上。不过,我的皮肤早就比他差了……

    同为专栏作家,从我的角度看,小牧哥的专栏是相当有趣的。我一直认为,一篇专栏文章,“素材决定成败。”读者想看的不是你教条主义式的观点,而是支撑观点的素材、故事、场面、细节等。同为具有许多面孔的我深知,始终奔跑的立体型生活,对一位专栏作家来说非常重要,专栏就是生活,你的经历越丰富越好,每天需要主动感受故事,创造局面,把它作为专栏的素材。在这里,不得不承认,我的素材比小牧哥少多了,比它无聊多了。

    第一部分 第3节:致我同行(3)

    他从街头观察描述出来,演绎出去的“日本论”是独一无二的。看到最近忽视社会大环境,盲目主张个人主义,不尊重长辈的日本年轻一代,他警惕地告诫:“协调性就是日本的长处。”他曾设想为奋斗在异国他乡的同胞们用母语提供了解世界的渠道,试图开设中文广播,申请后发现,政府的回应是“外国人不能开设广播电台,因为它具有公共性质”。在他看来,政府“公共性”的立场与解释过于模糊,立刻反驳:“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这么多,中文广播难道不是公共行为吗?”

    他也谈到了2008年上半年在中日之间发生“毒饺子”事件的时候,北京正好要举办奥运会,他发现,许多周围的日本人都反对北京奥运,说中国不安全,不能到那么不卫生的地方搞和平盛典。当时,围绕圣火传递等,中国也遭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李小牧是个爱国主义者,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祖国受挫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旁观,而是要拿出行动来表示情感和思想。他强调,“北京和东京是友好城市,东京也要申请2016年的奥运会,东京如果能够大力支持北京,北京将会感到情分的。”

    是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应该互相帮助。我作为日本人,来华已有7年,观察到,当今变革中的中国也同样面临着许多社会问题和结构性矛盾。中国80后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很困惑,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失去了一些能够支撑健康成长的价值观。在我看来,以儒家作为文化根基的中国人,无论其物质文化多发达,受到美国文化多浓厚的影响,其社会建设,最终还是要回到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的古训。

    小牧哥用第三只眼看日本,我则用第三只眼看中国,我们之间的“第三只眼”能否有机结合,升级为中日共同进步的“第三只眼”呢?这是我未来的构思。真心希望能够与我敬重的,最大的同行李小牧携手,为我们两个国家做点事情。小牧哥的奋斗始终给我的是勇气和智慧,为你感到骄傲,谢谢你!

    是为序。

    2010年9月29日凌晨写于上海

    第一部分 第4节:日本“病灶”(代自序)(1)

    日本“病灶”(代自序)

    23年前,在我前往日本自费留学之初,从未想过接下来的人生会和一个奇妙的地方,如此紧密、长久地联系在了一起,它就是:歌舞伎町。

    许多未曾到过歌舞伎町,但有所耳闻的中国同胞,会以为这里是一个以风俗业为主的红灯区吧?当然,是这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它实际上更是一个综合性、多元化的不夜娱乐城。

    我把它看做一个庞大而华丽、多彩的舞台,这里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人间的喜剧、悲剧、闹剧、正剧……每一个出现于歌舞伎町的人,都是这个舞台上的演员,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演出的这出戏,如果用最简短的词语来概括其主题那就是:人性。长年在这个舞台上摸爬滚打、上蹿下跳的我,理解最深的莫过于五光十色下人性的展览。在演员们登场展示之前,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大舞台的场景概况,就当是本书的导读吧。

    全日本有所谓四大著名的“欢乐街”,也可以称之为四大“风俗区”。在日本,习惯把“性服务业”称之为“风俗业”。把日本地图从上自下检视,北海道的札幌有薄野,关东的东京有歌舞伎町,关西的大阪有南,九州的福冈有中洲。虽然各县、市都各有不同规模的风俗区,当中最具规模的首推东京的歌舞伎町。不论区域的面积,店铺数量,还是客流量,消费力度,皆堪称首屈一指。

    日本乃至全亚洲最大的“欢乐街”歌舞伎町,位于东京都新宿区。长600米,宽亦600米。四正四方,由四条大路围绕。按东南西北的顺序,分别为:

    明治路,西武新宿站前路,职安路。从歌舞伎町往南步行1分钟,是日本也是世界上每日人流量最大的新宿站,地下铁、轻轨电车、新干线等全经过此地。新宿站平均每日客流量约为150万人次,创造了无限商机。日本的著名百货商店、电器店、精品专卖店等,在新宿站附近几乎都有其本店或分店。从歌舞伎町往西走3分钟,有日本聚集最多超高层建筑的新都心商业大厦区。仅凯悦、希尔顿等五星级酒店就有四家,东京都政府大楼亦在此地。此外,新宿区政府,东京入国管理局新宿出张所,以及从未公开过的、有多达200人编制的东京警视厅特别搜查本部等官方机构,也设在歌舞伎町。另有一间大型综合医院——大久保病院。歌舞伎町的各类店铺数量,在政府注册备案的,截止2009年底约为4500家。平日的日均人流量为30万人次左右,而到周末可高达50万人次。来这里寻娱作乐的,大多是日本的“沙拉利满”——白领职员阶层。2007年正式公布的数据显示,歌舞伎町以内的商务酒店有11家,各式豪华情人酒店(钟点酒店)有120家之多。电影院13家(到2009年只剩下一家),剧场两家(已于2008年12月闭馆)。游戏机房有21家,弹子机房(可换钱)有18家。除1000家左右的餐饮业店铺以外,剩下就是各式各样的小姐陪酒店,男士陪酒店,出场店,按摩店等“风俗业”店铺。早年由政府发放,有经营许可的洗浴场(实为进行性交易的妓院)只有6家。同样有许可的脱衣舞场为3家,其中2家正好对着新宿区政府办公大楼的前门和后门。实际上,歌舞伎町的风俗业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只陪酒,不提供任何性服务;另一类就是直接或间接地提供性服务。62年前,日本战败投降不久,在经历过东京大空袭才两年,原本叫“角

    第一部分 第5节:日本“病灶”(代自序)(2)

    ”的地方,完全还是一片废墟时,大地主岛茂就策划在这里盖一个能表演传统剧种歌舞伎的专用剧场——菊座。由于东京都建设局的石川菜耀提议,在角一丁目北町会长的铃木喜兵卫等人极力支持下,索性把角改成了歌舞伎町。这一天,是1948年4月1日。    歌舞伎与艺伎不是一回事,艺伎与娼妓也不是一回事。“伎”与“妓”更是毫不相干。所以,歌舞伎町的街名,一开始与“妓”是毫无关联的。菊座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建成,但8年后的1956年,终于建成了当年在日本算得上最先进的KOMA剧场。KOMA能容纳2500人,多功能,并第一次配备了旋转舞台。在它的地下层,还有一个能容纳800人的小型剧场。

    60多年前起,歌舞伎町的住民们就不遗余力地想把这里打造成东方的百老汇。在战败的阴影之下,歌舞伎町如同整个日本列岛一样,一切从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在废墟上建成了诸如自由剧场、电影院、演艺场、交谊舞场等诸多文化设施。

    我是一个生活在歌舞伎町的中国人,但在此生活的中国人可远远不是仅我一人。

    鲜为人知的是,歌舞伎町的发展与繁荣,绝对离不开一大批来自中国的华侨们。建造文化设施也好,开办商业店面也罢,都需要土地,需要楼房。一些早年陆续从中国的大陆、台湾来到日本的前辈们(通常称之为“老华侨”)战后仍然留在日本,出钱、出力、流血、流汗,为造就今天的歌舞伎町作出了巨大贡献。一点也不夸张地说,目前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区域里的物业,至少仍有三分之一为老华侨们及其后人所拥有。

    日本战败后,中国与美国、苏联等国同是战胜国,而留在日本的中国国民政府的军职、文职人员及家属们的生活水准高于普通日本人。当日本人还在以荞麦为主食的时候,那一部分中国人用节省下来的大米到市场上换钱,挣得第一桶金,再从日本地主那里收购土地、兴建楼宇。另有一部分老华侨靠“三把刀”(厨师的菜刀、裁缝的剪刀、理发师的剃刀)白手起家,用辛勤的汗水和智慧的头脑,博得了在日本立足的一席地位。歌舞伎町的老华侨是这样,横滨中华街、神户中华街等地的老华侨们也都是如此。

    第一部分 第6节:日本“病灶”(代自序)(3)

    在歌舞伎町的无论哪一条街上,都有老华侨们的物业。不妨举一些有代表性的标志性建筑物,如:HUMAX大厦、LEE大厦Ⅰ?Ⅱ?Ⅲ、风林会馆、东京大阪店、阿西北会馆Ⅰ?Ⅱ、米兰座电影建筑群、KENT?HTEL、龙生堂药业大厦、歌舞伎町大厦Ⅰ?Ⅱ等。另外,值得特别提及的是,除老华侨外,韩侨及在日朝鲜人在这里也拥有相当数量的物业。目前,歌舞伎町北面的职安路两侧及附近地域,多数是他们的物业和店铺,近年由于韩剧风靡日本,这一带已成了名副其实的韩国城。

    歌舞伎町既然印证了老华侨的历史地位,当然也就会刻画下新华侨的活跃身影。新华侨是指中国改革开放后,近30年来从大陆来日本的自费留学、工作、通婚等人员。他(她)们中,在歌舞伎町基本上很少拥有物业,大多数只是在这里打工,或租用铺面做生意。

    1988年前后,新华侨们开始涌入此间。有在餐馆、情人酒店、俱乐部、整体院等打工的劳动者,也有经营中国食杂店、料理店及俱乐部、出场店、按摩院等的小业主。从那时起,上海话、北京话、福建话、广东话等中国各地方言,交响在了整个歌舞伎町。

    1997年2000年间,是新华侨们经营各类店铺高峰时期,数量达到350家之多。那时有代表性的中国餐馆包括上海小吃、华侨饭店、东京中华娱乐城、玉兰、龙门、秀惠、上海人情等,也出现了“知音”等比较大的中国物产店。这些店铺的工作人员,多数都是中国留学生。

    歌舞伎町曾被日本媒体称之为“3K”工作最集中的地区。“3K”的中文意思为:危险、污浊、艰辛。由于日本国家存在老龄化、少子化的问题,缺乏青壮劳动力。所以像这样“3K”的职业,自然由许许多多的外国留学生们“承担”。

    早些年,来日外国人在风俗店打工,只要有而不管是什么签证,一般不会被遣送回国。但是近些年,随着入国管理法一再修改,加强了对外国人的管理,明确规定“留学生”、“家属”、“观光”、“研修”、“艺能”等签证不允许在风俗店工作,一旦发现就会遭逮捕,并强制遣送回国。目前在歌舞伎町风俗店工作的外国人,多数都是拿着“配偶者”(与日本人或外国人永住者结婚的)签证。因为“配偶者”签证持有者和日本人一样享有国民待遇,只要年满20岁,就可以在风俗店工作。

    第一部分 第7节:日本“病灶”(代自序)(4)

    我有次去警察署为相识的中国人做翻译时,亲耳听到一个警察在隔壁审讯室里,训斥一位从风俗店逮捕来的亚裔女性:“你们不是有人在日本法院,告我们逼你们做慰安妇的事吗,你拿着假结婚签证跑到这里卖身,又有谁逼迫你了?”听起来甚是刺耳。

    尽管有阴暗部分的存在,但总体来说,在歌舞伎町工作、生活的新老华侨、华人绝大多数都遵纪守法,入乡随俗。为了生存,为了学业,为了振兴日本的经济和改善个人生活,他(她)们一直都是歌舞伎町里最有生命力的群体。

    自日本战后在空袭的废墟上建立起歌舞伎町以来,各个时代人们的梦想和欲望,都在这块闹市上显露无遗。而新老华人一直是这片土地上从不缺席的身影。他们的艰难打拼、悲欢离合都为这条街的繁华炫目添上了一笔意味深长的注脚,其中的荣辱兴衰,尽显羁旅他国的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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