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卡内基自传 作者:安德鲁·卡内基

    正文 第 1 章

    安德鲁·卡内基自传 作者:安德鲁·卡内基

    第 1 章

    恋耽美整理

    《安德鲁·卡内基自传》作者：[美国]安德鲁·卡内基

    安德鲁·卡内基自传

    安德鲁·卡内基（18351919），出生于苏格兰，13岁时随家人一起移居到美国。卡内基白手起家，依靠自己的努力打造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王国，成为与洛克菲勒、摩根并立的美国经济界的三巨头之一。而在成为“钢铁大王”，功成名就之后，他又致力于慈善事业，将几乎全部的财富捐献给社会，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和个人奋斗的楷模。

    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最适合做什么，什么事对自己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并且是乐于做的。这是多么愚蠢啊！

    今生今世，我们所肩负的责任就在眼前，不要急功近利地盯着超越现实的幻想，那是虚无徒劳的。

    世间有太多的不公平，永远处于无止境的惩罚中，终有一天会扭转乾坤，撤旦将从此退缩。

    地位不过是金币上的印章，人才是真正意义的黄金。

    序 言一

    从积极而繁忙的商务活动中退休之后，在这里和大不列颠的朋友们热诚的恳求下，我丈夫终于做出了让步，开始不时地草草记下关于他早期的回忆。然而，他发现他生活并没有像他期许的那样充满了闲暇，而是比以前的任何时期都充满了更多的事情。写作这本自传是为了记录下在苏格兰的快乐时光。每个夏天的几个礼拜，我们都要隐居到奥特纳哥荒野中带走廊的小平房里好好地享受一下简单的生活，卡内基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他大部分的写作。回想那些早期的时光让他感到愉悦，由于他的写作，他过去的生活又再一次复活了。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开始聚集，他正在潜心著述。而在8月4日那天，我们一听到那震惊世界的消息，就立即离开了我们在山里的隐居之所，回到了斯基伯，以便更加快捷地了解局势。

    他关于自传的回忆就是在那时候结束的。从此以后，他对个人的私生活再也提不起兴趣。很多次他尝试继续其写作，但又发现这都是徒劳的。直到那时，他还过着一个人在中年时期，并且是相对年轻的中年时期过的生活，每天打高尔夫球、钓鱼和游泳，有时候这三项内容会在他的同一天里出现。他像往常一样总是很乐观，甚至在面对那场世界大灾难，他的希望破灭的时候，他还是努力保持乐观。他的心脏有问题，到了老年两次非常严重的肺炎降临到了他的圣上，接着又遭遇了严重的流行性感冒。

    先卡内基几个月去世的，他的一位同时代的人说，他永远都无法承担老年的重负。对于那些了解他的亲密的人来说，也许卡内基生命中最让人振奋的东西是他忍受“老年重担”的方式：总是富有耐心、考虑周全、高兴而愉悦、对任何很小的乐趣和得到的服务都心怀感恩、从来都不考虑他自己，但总是相信更好的一天即将拂晓。他的精神世界总是日益明亮，直到“他被神带走，不存于这个世界上”。

    在他手稿中章节后的空白处，他亲手写下的是这样的词语：“在我整理的这些记忆写作的这部传记中，可能只有很少的内容是公众所关心、想要读的。但是我的亲友将会很高兴地读到其中大量材料。我想，我不时写出来的东西应该被疏忽。不管是谁来整理这些笔记都应该谨慎小心，不要让公众披上太重的阅读负担。能承担这项工作的人须有心并且睿智。

    那么，有谁比我们的朋友约翰C&p;#8226;凡&p;#8226;达克博士更胜任这项工作了呢？当他看到手稿时，他说，“要是这本书付梓出版，其准备将是一份需要爱的工作”，这时候他并没有看到卡内基写的那段注解。选择在这里是双向的，他在校对整理这本书时所显示出来的态度证明了选择的智慧――出自一段美好友谊所做出的选择。

    路易斯&p;#8226;怀特菲德&p;#8226;卡内基

    纽约

    1920年4月16日

    序 言二

    这是关于某人一生的故事，尤其值得注意的，这是一个由主人公亲自讲述的故事。因此，它不能在一个编辑粗枝大叶的处理下进行讲述。他因该被允许用他特有的叙述方式，甚至作为故事的一部分，大量的过于铺张的背诵也是可以接受的。在表面的夸张中，事实依然能够被发现，这个人的品质可能构成了他的健康精神的基础。所以，编者在准备这本书的出版时，除了将材料按照年代和逻辑的顺序进行组织整理之外，还做了更多的工作以保持叙事的完整连贯以致结尾。其中的一些尾注是用来做解释用的，在其中加入一些图表以使文本在视觉上看起来更加生动，但文章的叙述才是主题和最重要的。

    这里并不是适当的时机和地点来颂扬他并且表现“这一离奇的多变故的历史”的创造者的性格，但也许值得我们去好好认识这样的一件事情：历时真的是多变故并离奇的。即便是阿拉伯《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也不会比这个故事更加神奇的了。一个移民美国的贫穷的苏格兰小孩，靠着他一步一步的努力，在经过了一个又一个考验和胜利之后，最终成为了伟大的钢铁大王，建立起了庞大的工业，聚集了巨额的财富，接着为了整个人类的教化和改良，系统地并且有意地将他所有的财产献出。不仅如此，他创立了不能被忽视和忘记的财富圣经，他的这一姿态给随后的百万富翁们如何分派其财产开创了先例。在他的事业的过程中，他成为了一个民族的建设者、思想的领袖、作家、演讲家、工人的朋友、学人和政治家，他是崇高和谦卑的结合。然而，与他所做出的那些伟大的具有启示性的事情（他对自己财产的处置、他对世界和平的激情和他对全人类的爱）相比，这些只不过是能算得上有趣的事件。

    也许我们离这段历史太近以致不能用一种合适的尺度来审视，但正确地看待这一历史的能力将会随着时间的流走在兴趣和透视中发现和增长。我们的后代将会比今天的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它的奇妙之处。通过卡内基先生自己的文字并且以其轻快的风格，他为我们所保留，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这是一段值得回忆的纪录――一段也许我们再也无法见到和重复的纪录。

    我的父母和童年（图）（1）

    如某个圣人所说，如果每一个的生活故事被真实地叙述出来，那一定是非常有趣的。我的那些坚持让我写出自己的传记亲戚和挚友也许就不会对这一结果过度失望了。我想这个故事至少会为了解我的一部分人感兴趣，我以此自我安慰，激励我坚持下去。　　我的朋友，匹兹堡的梅隆法官，在几年前写了一本这样的书，它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正因为如此，我倾向于同意我在上文中引述过的那个智者的观点。当然，法官讲述的故事被证明能给他的朋友带来无穷乐趣，并且还能够继续影响到他的家族的后世，使得他们能过上一份美好的生活。并且不仅如此，超出了他的想象地，它被归入最受欢迎的作品。这本恋耽美含了一个本质的价值特征——它展示了人。它的写作并非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而仅仅只是为了他的家人而设计。同样的，我将这样讲述我的故事：没必要在公众面前摆出某种姿态，但在我的可靠的真实的人民和朋友当中，对那些我可以拥有最彻底的自由与之商谈的人，他们会感到即便是琐屑的事件也不会完全剥夺掉他们的兴趣。　　让我们开始我的故事吧。　　1835年的11月25日，我出生在丹佛姆林的一个房屋的阁楼里，房屋座落在摩迪（e）街和修道院巷的一个角落中，房子只有一层。（103 安德鲁?卡内基出生于苏格兰丹佛姆林的平房）正如谚语所说：“具有贫穷却诚实的父母、有好的亲戚和朋友”。作为苏格兰绸缎交易的中心，丹佛姆林在很长时间以前就被引起重视。我的父亲，威廉?卡内基，安德鲁?卡内基的儿子，是一个纺织工人，他用我爷爷的名字为我命名。我的祖父卡内基因为他的机智幽默、他亲切的天性和抑制不住的精神在这一地区享有盛名。他是他们那个时期活跃分子们的的领袖，作为他们的欢快俱乐部——“帕提尔姆学院”（Pteur cllege）的首领，他远近闻名。在阔别了十四年后，当我再次回到丹佛姆林时，我记得一个老头向我走来，有人告诉我他是我的“教授”祖父，那是他在其密友中的头衔。　　那是一幅中风颤抖老人的图画：“他的下巴和鼻子都透着老态龙钟。”　　当他蹒跚着穿过房间向我走来，将他那颤抖的双手放在我的头上说：“你是安德鲁尔?卡内基的孙子！恩，星期一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这一天：你的外祖父和我原本可以朝那个他认为是通情达理的人高喊‘哈鲁’。”　　在一个大年夜里，一个乡村老妇人吃惊地看到了一张从窗户中突然伸进来的经过乔装的脸孔。一伙的迟疑之后，她终于明查到了，于是大喊着说：“噢，原来是愚蠢的青年安德鲁?卡内基呀。”她是正确的，我的祖父在五十七岁的时候还乔装成一个嬉笑的年轻人，出来惊吓她年老的女性朋友。　　正如我的朋友们所说，我想我乐观的天性、我能分解烦恼并且始终高笑着生活的能力、我能使“所有的丑小鸭变成美丽的白天鹅”的能力很可能是从我那快乐地化装逗笑的老祖父处继承而来。我以拥有它的名字而自豪。　　充满着阳光的心情和意志要比财富更有价值。年轻人必须认识到它是可以被耕耘而获得的，心智也像身体一样可以从阴暗处转移到阳光中来。于此，那就让我们行动吧，如果可能，请让笑声将烦恼赶开。如果他多少有一点哲人的味道的话，人们常常可以做得到，假如人们对自己所犯错误不在自责。因为那总是残留下来，该死的污点不会被淘汰清洗干净。端坐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不会受到欺骗的。因此，伯恩斯所给出的那条重要的生活的准则说：　　“仅仅是你自己的责备产生了畏惧。”　　这条座右铭很早以前在生活中就被认可了的，它比我所听说过的任何训诫对我都更加有用。我已经听过远远不止一点点的迅捷，尽管我可以承认在我已经成熟了的年岁里，我和我的老朋友贝利?沃尔克有类同之处。他总是被他的医生询问其睡眠状况，而他总是答复说很不能让人满意。他常常不能入睡，并且眼睛里有金星闪烁：“但是我有很多不错的瞌睡。”　　在我母亲的家族这一边，我的外祖父就更加有特点而值得讲述，因为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是威廉?古伯特 的朋友，他为他的记录和作品做出过贡献，并且与他一直保持着通信。甚至正如我所写的，在丹佛姆林，凡是认识我外祖父莫里森的老人都说他是最好的演讲家之一，而且还是他们所见过的最能干的人。他是古伯特《记录》的小型版本《先驱》的出版发行人，这在苏格兰被认为是第一篇激进的论文。我读过他写的一些东西，考虑到在今天他们对技术教育的重要性，我想他们中最显著的是七十多年前出版的一个冠名为“Hect versus Hct”的小册子。他坚持其后来在某种意义上的重要性将反映出对今天极力提倡的技术教育的信任。它以这样的词句结尾：“感谢上帝，我在年青的时候可以制作并且修补鞋子。”古伯特在1833年把它刊发在《记录》(Regster)一书中,以编辑身份作出评论：“与此主题有关的刊发在《记录》中的最有价值的通信之一，是来自于我们可敬的朋友和通信者，苏格兰的托马斯?莫里森，这份通信就出现在这一期中。”所以看起来，我“信笔涂鸦”的习性来自双方面的遗传，因为卡内基家族同样也爱读书并且善于思考。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一个聪敏的政客，同时也是当地区激进政党的左翼的领袖——这一职务后来被他的儿子，我的舅舅所继承。不止一个有名望的在美国的苏格兰人拜访过我，以与“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握手。克利夫兰和匹兹堡铁路公司的负责人法默先生有一次对我说：“我所有的一切学识和文化都是受益于你外祖父的影响。”丹佛姆林重大事件史的作者埃比尼泽?亨德森也说，他生命中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件：当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曾受到我外祖父的影响。　　在我的生命中，我总是能够得到一些恭维。但是当这一恭维来自于一个曾在美国听过我在圣?安德鲁大厅所作的关于地方自治的演讲的格拉斯哥报的记者，便没有任何其他的夸奖能使我更加快乐了。那个通讯记者如此写道，当时苏格兰大部分的言论都和我自己、我的家庭尤其是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相关。他继续写道“想象一下我在讲台上发现外孙的时候有多么的惊讶吧，他在仪态、手势和外貌上都是对老莫里森的一个完美的摹写。　　我记不起来我的外祖父长什么样了，但是我和他之间惊人的相像却是不可置疑的。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在二十七岁那年，我第一次回到丹佛姆林，当我在沙发上和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坐在一起时，我清楚地记得他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他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冲出了房间，当过了一伙回来时，他解释说我身上的某些东西会让他的父亲不时地在他跟前闪现。这个影像会立即消失，但过不了多久便又重新出现了。我的一些手势，正好也是使他不能很好的将我和他的父亲区分开来的原因。我的母亲不停地在我身上找到我外祖父所特有的一些怪癖。倾向可遗传学说时刻都被得到证明，这一法则如此灵验，甚至一个手势也可以在代际之间传递，或许某些超越了肉体的东西。我为之深深地震惊了。

    我的父母和童年（图）（2）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娶的是爱丁堡的霍奇女士，她是一位身份高贵，举止优雅，富有学识涵养的妇人，很可惜的是，在这个家庭还非常的年轻，她便过早地去世了。当时，他过着一份安稳的小康生活，作为一个皮革商人在丹佛姆林管理着自己的生意和一小份产业。但是如同其它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他在滑铁卢战后的和平中破产了。他的大儿子，我的舅舅贝利是在这个家庭的奢华时期成长起来的，因为在儿时他有一匹小型马可供骑乘，而在他之后出生的那些家庭成员则遭遇到了艰苦的生活。　　他的第二个女儿，玛格丽特，也就是我的妈妈。（17 安德鲁?卡内基的母亲玛格丽特?莫里森，一位慈祥的苏格兰妇女）对她，我没有自信谈论太多。她从她的母亲那里继承到了高贵精致和有涵养的风度气质。也许某一天我可以向全世界讲述这个女主人公的一些东西，但对此我依然心存疑虑。对我来说，她如女神一般圣洁，这其他人是体会不到的。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可以说真正了解她。在我父亲去世后，她便是我的全部了。在我　第一本书的献辞中我讲到这一事实：“献给我最爱的英雄－－我的母亲。”　　我是幸运的，因为的祖先们，我的出生地对我来说有着无上的意义。对一个人来说，在那里出生时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同的环境和传统会刺激和形成小孩不同的潜在的趋向。罗斯金如实叙述说，在爱丁堡，每一个聪明的孩子都受到他们视界中的城堡影响，丹佛姆林的儿童也是如此，他们肯定受到了苏格兰威斯敏斯特的庄严的修道院的影响，它是在十一世纪（1070）由保护圣徒马尔科姆和他的皇后玛格丽特修建的。这座伟大的修道院的遗迹以及国王所出生的宫殿至今依然还保存着，另外还有皮特克利夫峡谷、祭奉皇后玛格丽特的神殿，国王马尔科姆的城堡的遗迹。就像老民谣“帕特里克?斯彭斯先生”的开头一样：　　“国王坐在丹佛姆林城堡之中，喝着血红的葡萄酒。”　　布鲁斯的坟墓就在修道院的中心，在玛格丽特的坟墓的旁边，而在不远的周围的，则埋葬着许多皇室亲属。当小孩儿第一次看到这座充满了罗曼蒂克情调的城镇时，那的确是一件幸事。这座镇子盘踞在港湾往北三英里处的高地上，往前可以俯瞰到大海，把你的视角转向南面，爱丁堡便出现在视野中，当向北远眺的时候又可清晰地看到奥契尔山的峰顶。这一切都让人联想到在丹佛姆林孩同为苏格兰的宗教和国家首都时代的那些逝去的权势们。　　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儿童便能得到优先的发展。从他所呼吸的空气里，他吸收进了诗情和浪漫气息；当它放目四望的时候，他又受着历史和传统的滋润。这些就变成了儿童们的真实世界——理想总是真是的。到生活中稍后更迟的阶段，当它遭遇到工作日中严酷的现实的时候，真实才开始到来。但即便是在那时，甚至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他早期的这些印象依然保存着，尽管它们会偶尔短暂地消失，但只不过是表面上被赶走或者受到了压制。它们会在其内心中一次又一次地升起并且给他们以影响，提升他们的思想和妆扮他们的生活。在丹佛姆林，没有哪个聪慧的孩童能够逃脱出修道院、宫殿和峡谷所带来的影响。这些东西轻触着他们并且点燃内心深处的潜在的火苗，使得他们超越它将要成为的样子并且与此有些不一样。我的父母也出生在这种让人振奋鼓舞的环境下，因此，我毫不怀疑，浪漫和诗歌力量的影响一定也遍及他们两个。  　　当我的父亲在纺织业中获得成功，我们便从摩迪街搬到里德公园的一所宽敞得多的房子里。父亲四或五台纺纱机占据着楼下的一层，我们则住在楼上，外边人行道上有楼梯直接与之相通，勉强可以说它具有老式苏格兰民居的共同风格。（12 幼年的卡内基在父亲的纺纱机前）这里正是我的早期记忆开始的地方，然而奇怪的是，我对这些记忆的第一次回溯就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见到一幅小型美国地图的时候。它被贴在滚轴上，大概有两英尺那么宽。我的父亲、母亲、威廉姨父和艾特肯姨妈在上面查找着匹兹堡，并且指出了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不久之后，姨父和艾特肯姨妈便去了那块他们得到了允诺的土地。　　这时，我记得堂兄乔治?多德（D）和我自己都被悬挂在头顶的巨大危险所震惊，那是一面隐藏在丁楼上的非法的旗帜。我记得在那次反对玉米法的游行之中，扛着它的是我的父亲、叔叔、或我家族中其他的善良的激进分子。他们在一座小镇中被包围起来，在同业公会所中和骑兵部队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的外公和舅舅们，以及我的父亲是在会议中发言的重要人物，我的整个家庭圈子都激动并骚乱起来了。　　我有如昨天一般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我背后窗上的一阵紧急的敲打声所惊醒。有人跑来通知我的父母说贝利舅舅因为召集已经被禁止召开的会议而被关进了监狱。通过兵士的帮助，治安郡长在召开会议城镇的几英里远处抓住了他，并连夜将他带回了镇子，他的身后跟着一大群人。　　我们担心会发生更加严重的麻烦，因为百姓们鼓动着要去救他出来，不久我们又得知，监狱看守劝他走到窗前俯看身下的大街，以请求人们撤离。他这样做了，并说，“如果有位朋友是因为正当的理由在今晚来到这里，那么请收起你们的武器。”他们如是做了，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又说，“现在，请大家平静地离开这里。”　　像我所有的家庭成员一样，我舅舅的内心有一种道德和精神驱动力，对法律有一种强烈的顺从，然而在其骨子深处却是一个激进分子，对美国有一种强烈的向往。　　人们可以想象，当所有的这一切都公开地进行，那些人们私下地流传的话语将会有多么苦闷。对一切君主、贵族政府和特权的谴责，伟大的共和国政体，美国的优越、一个居住着与我们同属一个种族的人的土地、自由人的家乡，在那里没有特权，人们平等地享有权利——这是我所接受到的激动人心的旋律，我便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作为一个孩童，我已经杀死了国王、公爵和封建领主，并且认为他们的死亡是为了国家服务的，因此便也是一种英雄行为。　　这就是我在孩童时期最早的联想给我所带来的影响，当时我远不能够谦恭地去谈论那些特权阶级或者享有特权者，因为他们并非通过某种高尚的方式使自己变得卓著以赢得被公众所尊重的权利，而只是因为他们的血统。在他们的身后依然有人在冷笑：“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做，只不过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出生便穿着借来的羽毛昂首阔步并开始招摇撞骗。他的家族中最具成果的部分已经像土豆一样，深埋地底。”有的人生来就具有特权，尽管它并非具有天生的聪明才智，在这里，一个有才能的人能得以生活下来我为之感到惊讶。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引用仅有的那几个能够准确地表达出我的义愤的语句：　　“曾经有个布鲁图斯 ，他也不能够容忍，　　魔鬼要做罗马的君主，　　千秋万代地把有国家。”　　但是，国王依然是国王，并不只是一个影像。当然，这一切都是继承得来，我只是对我在家里所听到的东西作出回应。　　丹佛姆林作为也许是王国中最为激进的一个城镇而早就享有盛誉，尽管佩斯利如此宣称。但从产生激进主义的根源来说，这是更为可信的。在我所谈论的那个时期，丹佛姆林大部分的人口都是小手工业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纺纱机，一台或者好几台。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他们所干的都是计件工作，从更大的制造者那里获取材料，然后在家里进行加工。

    我的父母和童年（图）（3）

    这是一个充满着强烈的政治骚动的时代，从整个小镇的氛围中，我们也可以频繁地感受得到。吃完午饭后的那一小段时间里，围着围裙的人们便会走拢来，开始讨论与国家相关的事情。休谟 、科布登 和布赖特 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会在谈话中不时地迸出来。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常被着一圈圈的人所吸引，是他们谈话的忠实听众，但也只是纯粹的单方向的听而已。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是：变革势不可免。俱乐部在市民中组织起来，伦敦的新闻报纸也被人们所订阅。非常奇怪的是，每天晚上，镇上的一个讲道坛都会把最主要的社论读给人们听。我舅舅贝利?莫里森常常就是那个朗读者，在读完后，他和其他人都要对文章作出评论，会议场面十分的令人激动。　　这样的政治会议频繁的举行，也许这也正满足了人们的期望，我对此怀有深厚的兴趣并参加了不少。我的父亲或者某个舅舅总是拥有很多的听众。记得在一个晚上，我的父亲在一个大型的户外会议上发表演讲，听者众多，我只能从他们的腿下钻进去。那时候，我再也不能压抑我的兴奋和热情，比其他所有人都大声地欢呼起来。我趴在一个人的腿下，抬起头来看他，我感到了某种安全。我告诉他说演讲这是我的父亲，于是他把我举起来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　　父亲还带我参加了另外一个会议，主讲者是约翰?布莱特，他发表演讲支持史密斯成为斯特林堡的自由党候选人。回家后我对他说得不准确的地方做出了批评，比如当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一个人，而他说出来的却是众多人（e），他不像我们所习惯的那样在前面加上一个，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必为此感到惊奇，也没有人会像护士照顾病人一样来关注他说话的语法错误。我后来又听了一个年轻的共和党人的演讲，其风格犀利猛烈，演讲题目是：“特权的死亡”，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特权的具体含义，可是我的父亲明白。　　我姨父劳德那里听来的最好的故事也是与约翰?布莱特的朋友史密斯有关的，因为他支持在丹佛姆林建立议会。姨父是他所在委员会的成员，一切都运行良好，直到有一天史密斯被声称是“由尼塔沃”人 。于是，在这一地区，遍地都是布告，上面是一个疑问句：“你会投票支持一个由尼塔沃人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凯尼山村史密斯所在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个铁匠，他声称自己绝对不会。姨父赶过去与之抗议，他们约好在乡村的酒馆里见面。　　“先生，我不会给他投票的。”主席说得很绝对。　　“但是”姨父说，“梅特兰（史密斯的竞争对手）却是一个崔尼塔沃人。”　　“该死，那，哇唔”，这是其反应。　　铁匠最后投了赞成票，史密斯以小比例获胜。　　手摇纺纱机到蒸汽纺纱机的变革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灾难。父亲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革命，依然在旧的体系下努力奋斗着。他的纺纱机大幅度地贬值，一种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不会减弱失败的能源开始变得必需。母亲在这时站了出来，她为了家里的经济而开始努力奔走。他在摩迪街开了一家小店铺以增加收入，但这在那时让我们可以过得舒适而体面却还远远不够。　　在这以后不久我开始明白了贫穷意味着什么。可怕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当父亲将最后的织成品送到大工厂去的时候，母亲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他回来，期待着能够获得新的原料，否则就得赋闲在家了。尽管不是“卑鄙、吝啬也并非可耻卑劣”，但当我的父亲如伯恩斯坦所说的，“恳求同在地球上的兄弟让他得以去干苦力”的时候，我心里的烈焰腾腾地燃烧起来。　　那时，我下定决心在我长大成人之后要改变这一状况。和我们许多的邻居相比，我们不会沦落到贫穷的境地。我不知道妈妈能够忍受多长时间的贫困生活，并且活着看到他的两个孩子穿者白领的整洁的衣服。　　在一个不审慎的时刻，我的父母许诺说，除非我要求离家去学校，否则他们不作要求。我是后来才知道他们之间这一许诺的，可随着我的长大，他们变得越来越不安，因为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意向想要主动要求。于是在他们劝说下，校长罗伯特先生对我产生了一些注意。有一天，他带着我进行了一次远足，随之而行的，还有我的发小，他们都已经上学。此后不久，我就向父母要求得以许可进入马丁的学校就读，此时他们才大感宽慰。毫无疑问，我很快就得到了他们的许可。在章里面用上了这句话。姨父读到了他们，便马上坐下来给我写信，说他知道我是在那里找到这个句子的。在世的人当中，只有他能够做到。　　由于叔叔这样的教育方式，我的记忆力一定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我想，除了鼓励年轻人记忆他们喜欢的东西并且经常背诵它们之外，没有什么是比这更能使他们受益的方式了。我能极快地学会任何我感兴趣的东西，对此我有些朋友感到吃惊。我能记住任何东西，不管他是否能引起我的兴趣，但是如果一件事情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的话，那也不过是过眼云烟，几个小时之后我就记不起来了。　　丹佛姆林的学校生活对我有一个考验，我每天都要背四节赞美诗。我的方法是这样的：再去上学之前一眼都不看，如果我慢慢走，五到六分钟之内可以到学校，但我还是可以在这段时间内完成任务。第一节课就是圣诗，因为我事先已有准备，因此成功地通过考验不成问题。但如果让我在30分钟后再重复一遍，其结局恐怕就有点惨不忍睹了。　　我所赚得的，或者说从家庭圈子之外得到的第一个便士是学校的一个老师马丁先生给我的，因为我在全校师生面前背诵伯恩斯的诗歌，“人生而忧伤”。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在稍后的几年里，我有次和约翰?默利先生在伦敦共进晚餐。我们谈到沃兹沃斯的生活，默利先生说他一直在找寻伯恩斯的诗歌“老年”，对之他赞叹不已，可是此标题下的内容他却没有找到。我当时很有兴致地为他背诵了其中的一部分，它立刻给了我一个便士。啊，莫利真是伟大，他并给我学校的老师，马丁先生，马丁先生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伟大”的人，对我来说，他是真正的伟大。但英雄却是“诚实的约翰”莫利。  　　在宗教问题上，我们没有太多的束缚。当其他小孩在学校里被逼着学习《简明教义问答手册》时，多德和我可以免得其劳。这种原因的具体原因和细节，我从来没有真正明白过。我的所有亲戚，莫里森家和劳德家，对神学的看法就像他们的政治观点一样激进，他们法对教义，对此我毫不置疑。在我家和亲族中没有一个是正统的长老教会成员。我的父亲，叔叔和艾特肯姨妈，姨父劳德，还有我的卡内基叔叔，都放弃了加尔文主义的教条。在之后的某一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一段时间内从思维登伯格学说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妈妈对宗教话题总是保持沉默，他从未跟我提起过此类事情，也不去教堂，因为在那时，我们家没有仆人，而她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包括准备我们星期天的晚宴。母亲阅读广泛，阅读无神论者查宁 的作品是她当时唯一的快乐。她真是不可思议。　　在我的童年，包围着我的一种气氛，是一种强烈的政治和宗教事务上的动荡不安。当时在政治世界表现出激动不安的最先进的思想有：消灭特权、人民平等、共和主义。与之相伴，我听到很多的关于神学问题的争论，这对敏感的孩子有极大的吸引力，听了大人们的议论我之后如饮醇酒，酩酊大醉。我一直十分清楚地记得加尔文主义的一条教义，它对我有如恶梦一样可怖，可是由于上述思想的影响，我的这种精神状况便转瞬即逝了。有件事一直珍藏在我的心里，有一天，当牧师在宣扬原罪说时，父亲愤然而起，离开了会场。这发生在我到那之后一会。　　父亲不能忍受这种理论，他说：“如果那时你的宗教、你的神，而我要去寻找一个更好的宗教，一个更高贵的神。”他离开了长老会教堂，并且再也没有回来，但它却并未停止参加各种不同的其他的教派。我看到他每天早晨都在阁楼里祈祷，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个真正的圣徒，时刻提醒着自己保持虔诚。一切宗派对他来说都不过是通达善的中介。他发现宗教理论有很多种，可信仰只有一个。神父构造出来的不是一个天父，而是残暴的复仇者，一个“永远的折磨”——安德鲁?Ｄ?怀特曾斗胆在他的自传中如此称呼上帝。对此父亲知道得比神父更好更清楚，我为他感到骄傲。　　我童年时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养鸽子和小兔。当我想起父亲不辞辛劳地为这些宠物搭建一个合适的窝时，我都会感激不已。我家成了小伙伴的大本营。在妈妈的眼里，家庭的影响是让他的两个孩子踏入正途的最好途径。她过去常说，首先是要让家里充满欢乐，只要能让我和在我家玩的孩子们高兴，没有什么是她和父亲不能做的。　　我的第一次商业冒险是像一个雇主似的，让我的小伙伴们给我帮一个季度的忙，报酬是允许让他们的名字来给小兔子命名。一般地，周六我们会用来给小兔子收集食物。回首过去，想起与我的玩伴们签订的如此苛刻的合同，而他们大多数都心甘情愿地帮我才及蒲公英和车前草，长达整整一个季度，除了那唯一的回报，那少得不能再少的劳动所得，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别的条件。而今每想及此，我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我非常珍视这段经历，并把它看成是我组织能力的最早证明。它的发展和我一生所取得的物质成功紧密相关。我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我懂得有多少或是干了什么，而是因为我具备一种能力，使我得以知道谁比我知道得更多做得更好，并且选择任用他们。这是任何人都该拥有的宝贵知识。我并不懂得钢铁机器，但我尽量去弄懂那更为复杂的人的机制构造。1898年，我坐车在苏格兰高地旅行，在一个小酒馆里稍作停留，一位绅士走过来自我介绍，他是麦金托先生，苏格兰的大家具制作商，后来我发现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说他冒昧地介绍自己，因为他就是那群帮我干活的伙伴中的一员。我记起来了，他有时不爱说话，一心想着那些兔子，而且也给其中的一只起了他的名字。可以想象，我遇到他有多高兴——他是我日后唯一遇见的一起养过兔子的伙伴。我希望能经常见到他，我们之间的友谊天长地久。（当我在今天，1913年12月1日，阅读这份手稿的时候，我手头有来自他的一封珍贵的短信，这勾起了儿时我们一起玩耍的时光。他现在应该收到了我的回信吧，希望我的短信可以温暖他的心，正如他给我带来的一样。）

    丹佛姆林和美国（图）（2）

    随着蒸汽机的引入和改良，丹佛姆林小作坊主的生意也每况愈下。于是，我们给妈妈在匹兹堡的两个姐妹写了封信，信上说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去投奔他们，也迁移到匹兹堡去。记得我曾听父母说，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改善他们自己的境况，而是为了两个儿子。姨妈给了父母一个满意的答复，于是我们做出决定在拍卖会上卖掉纺车和家具，父亲也经常用甜美的声音向我们歌唱：　　“向西，向西，奔向自由之邦，　　在那里，密西西比河泛着亮光奔流入海，　　在那里，人有人的尊严，即使他须辛勤劳作；　　在那里，最穷的人也能收获到劳动的果实。”　　拍卖的收益微薄可怜，让人失望。纺车几乎不值一钱，换不到任何东西，结果是我们还须二十英镑才能凑够全家去美国的路费。在这里，请允许我记录一下汉德森夫人的友谊之举，她是我妈妈的终生好友——她总是能吸引忠诚的朋友，因为她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是艾拉?弗格森的女儿，她是通过这个名字而为我家人所认识的。她大胆地冒险借给我们还急需的二十磅，由我舅舅莫里森和姨夫劳德作保。劳德姨夫也给了我们经济支援和一些建议，为我们考虑到了所有的细节。我们于1848年5月17日离开了丹佛姆林。当时父亲43岁，母亲33岁，我13岁，而我弟弟汤姆还不到5岁。汤姆是个长着一头白色头发的漂亮小男孩，黑色的眼睛闪闪发亮，不管在哪，他都是引人注目的焦点。　　除了一个冬天在美国上了夜校，后来有一段时间又请了一个法语家教晚上教我之外，我从此永远的告别了学校。说来奇怪，那个法语老师是个演说家，我从他那学会了如何演讲。我能读书写字，会使用密码，并且还一度开始学习数学和拉丁语。在去美国的航行途中，我给劳德叔叔去了封信，接着又被退了回来，这封信可以表明，那时候我写的一手比现在漂亮的书法。我曾努力学习英语语法，也达到了作为一个孩子通常应该学到的程度。除了华莱士、布鲁斯和伯恩斯，我少有其他读物，但我心里记得很多熟悉的诗歌，当然还有童话故事，尤其是《天方夜谭》，他们带着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当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故事时，我恍若梦中。　　那天早晨，我们离开深爱着的丹佛姆林，坐在汽车里，沿着去查尔斯顿的运煤铁轨向前奔驰。我忘不了那一刻，我满含泪水站着，望着窗外，直到丹佛姆林在视野中消失。最后消失的建筑是那座伟大而神圣的古老的大教堂。在我离开的前十四年中，我每天都要回想起那天早上的情景。“什么时候我还能再见到你呢？”这十四年中，只有很少的日子，我不曾在想象中看见大教堂的高塔上，那有魔力的大字——“罗伯特?布鲁斯国王”。我所有童年的回忆，我对这片乐土的所有认识，像草一样，围绕这古老的修道院和它的晚钟丛生着。钟声每晚字。他们为之感动，甚至有人说他们在阅读的时候热泪盈眶。这种感情来自我的内心，也许，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引起其他人心灵共鸣的原因吧。　　我们先成一艘小艇，然后在福思湾登上了爱丁堡号蒸汽船。当我将要被抱上轮船时，我冲向劳德姨父，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哭喊着：“我不能离开你！我不能离开你！”一个和善的水手将我们分开，把我抱上了甲板。当我重返丹佛姆林，这个亲爱的老人来看我，告诉我这是他所见过的最感伤的分别情景。　　我们乘坐800吨的“威尼卡塞特号”帆船从道格拉斯出发。在七周的航行中，我和水手们变得熟络，我知道了缆绳的各种名称，并且能够指导乘客们如何应对水手长的指示。因为船上的水手不够，乘客们的帮助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一到周日，水手们就邀请我共享他们的美味——葡萄干布丁。我是依依不舍地离开这艘船的。　　抵达纽约时，我感到晕头转向。曾经有人带我去爱丁堡见过女王，但那是我在移民之前最远的一次旅行，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游览格拉斯哥。纽约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大工业区，那里如蜂房般地密密麻麻住满了人，它的热闹刺激让我眼花缭乱。我们在纽约停留期间，最令我震惊的是，在我走过城堡公园的草地保龄球场时，我的胳膊被人一把抓住，原来是“威斯卡塞特”号上的水手罗伯特?巴里曼，他按规定穿着制服，蓝色夹克配以白色裤子。我认为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男人。　　他将我带到一个饮料摊上，要了一杯汽水给我，我就像喝着神酒一样，觉得无比受用。在那个时候，我所能想象到的，从那装饰精巧的铜制器皿流出来充满泡沫的仙酿，满是美好的华丽色彩，任何我所见过的东西都无法与之匹敌。好几次我路过那个地方，看见那个站在汽水摊旁的老妇人，我都会挂念那位亲爱的水手，不知他现在怎样了。我曾经努力和他联系，看它是否正安享晚年，也许我能尽些微薄之力，让他在垂暮之年多谢乐趣。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当我认为完美的汤姆?鲍林长期那首动听的老歌，我在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充满男性魅力”的我亲爱的老朋友巴里曼。只可惜，在此前他已步入西天极乐。然而，他在那次航行中给我的照顾和友爱，使得一个孩子成为他忠实的朋友和仰慕者。　　在纽约，我们只认识斯隆夫妇——著名的斯隆三兄弟（约翰、威利、亨利）的父母，斯隆夫人（尤菲米娅?道格拉斯）是我母亲儿时在丹佛姆林的朋友。斯隆先生曾和我父亲一起当作织布工。我们去拜访他们，并且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当威利于1900年从我手里买下了纽约我家宅子对面的一块地，送给两个已婚的女儿，这样使得我们的第三代成为好伙伴，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这真是无上的乐事。　　纽约的移民代理人劝说我的父亲通过伊利运河，经布法罗和伊利湖到克利夫兰，再由运河到毕佛——这段路程持续了三个星期。而如今坐火车只需十小时便已足够。但那时还没有火车通往匹兹堡，或者任何一个西部的城市。伊利铁路正在建设中，一路上，我们看到成群的人在上面劳动。年轻永远都不会犯错，当我回首当年乘坐在运河上的船上的三个星期，只有单纯的快乐。所有不愉快的事情都早已在我的记忆中淡去，只是除了在布法罗的那个晚上，我们被迫停在趸船上，等候那条要带我们经俄亥俄去匹兹堡的汽船。这正是我们第一次领教了蚊子的凶猛。母亲上被盯得如此严重，以致在第二天早上已难以视物。我们的样子都很可怕，我已经记不起那晚的蚊灾使我睡得不香。我一向都睡得着，从不知道什么“恐怖的夜晚，地狱里的孩子”。　　我们在匹兹堡的朋友以致在焦虑地等待着我们的消息，他们热情的富有爱心的欢迎使得我们忘记了所有的艰难。我们跟他们一起在阿尔勒格尼住了下来。霍根姨父的一个兄弟在贝利卡街尾开了一间织布店，有两层楼，楼上两个房间，我们就在那里安家住了下来（不需要交房租，因为它的主人是我的艾特肯姨妈），姨父的兄弟很快就不敢织布的活了，我的父亲便接替他，开始织台布。他不只是织台布，到后来，他像商人一样走街串巷去推销，因为找不到批发商大批量订货。没办法他只好挨家挨户地自己去推销，收入十分微薄。　　像往常一样，母亲又挺身而出，没什么可以阻止她的。在她还小的时候，他就从他的父亲那里学会了怎样给鞋子镶边，以此赚些零花钱。如今，她的这一技艺可以为家庭的收入服务了。菲普斯先生，是我的朋友和合作者亨利?菲普斯先生的父亲，他跟我外公一样，也是一个鞋厂主，并且他还是我们在阿勒根尼时的邻居。母亲就从他的手里接活，另外她还要做家务——当然，我们家是没有仆人的——母亲，她是个伟大的妇女，她每个星期能挣到4美元。她常常工作到深夜。白天或晚上若有空闲，暂时没什么家务的话，她便让弟弟坐在她的腿上，帮她把线穿进针眼里，再把线打上蜡。如同曾经对我一样，她会给他背诵苏格兰诗歌中的精华部分，她似乎已经把这些深深地记在了心里。有时他也会给他讲故事，每一个都寓意深刻。　　这就是诚实正直的穷孩子比富家子最有优势的地方。护士、厨师、女家庭教师、老师、圣徒，母亲聚这一切于一身。而父亲是榜样、向导、顾问和朋友！我和弟弟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与我们的这种遗产相比，百万富翁或者贵族的孩子所继承的东西又何足道哉？　　我的妈妈总是很忙碌，然而，不管活计多么繁重，都不会妨碍他在邻居们碰到困难时给予建议和帮助，邻居们很快就认识到了她的和善且充满智慧。很多人告诉我母亲为他们做了什么。在以后的日子里，不过我们住到哪里，事情都是如此。带着难题，穷人或者富人来找妈妈询问好的建议。不管她走到哪，她都能在邻居中显出她的卓尔不凡。

    匹兹堡和我的工作（图）（1）

    现在最大问题是，我能找到什么活儿干。虽然我刚过十三岁，但我十分渴望能找到一份工作，以帮助我们家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我所希望的前景开始成为一个可怕的噩梦。这个时期，我一直在想，我们要努力工作，省吃俭用，每年挣下300美元——每月25美元，来维持生活所需，而不需要依靠别人。那时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还是非常便宜的。　　霍格姨父的那个兄弟经常问我父母有意让我干点什么，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我所见过的最为可悲的一幕，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幕。怀着世界上最善良的本意，向母亲说，我善于学习，是个聪明的孩子。如果让我提着篮子装上写小玩意儿，到码头周围去叫卖，他相信我一定能赚不少钱。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一个被激怒了的女人是什么样子。母亲当时正做着针线活，她猛地站起来，伸开双手，在他面前挥舞着。　　“什么？让我儿子去做小贩，混迹于码头上那些粗野的人中间吗？那我干脆把它扔到阿尔勒格尼河算了，你走！”她吼着，指着门口。霍根先生走了。　　她站在那里，像一个悲剧中的女王，然后她禁不住伤心地掉下了眼泪，啜泣起来。但她并没哭多久，然后把她的两个孩子揽入怀里，告诉我们说，不要介意他的失态。在世界上，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如果我们只做正确的事，我们会成为受人尊敬的有用的男子汉。海伦?玛格丽特在写给奥斯巴尔迪斯通的回信中，威胁说要将她的战俘“碎尸万段，有如格子呢上的图案”。但是导致母亲发火的原因是不同的，并不是因为做小贩是简单的劳动，她总是教育我们说懒惰是可耻的。而是因为，在她眼里，做小贩有点无业游民的性质，不怎么光彩。是的，母亲宁愿一手搂着一个孩子，与他们一起死去，而不要让他们在这么小的年纪就与低俗为伍。 　　当我回顾早年的奋斗，可以这样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家庭可以更令人自豪的了。那种对荣誉、独立、自尊的热烈期望遍及家中的每一个角落。沃尔特?司各特说伯恩斯在全人类中最独具慧眼，我要说，我的母亲也同样如此，正像伯恩斯说的：　　“她的眼睛即使看着空洞的空间，　　依然透着对荣誉热烈渴望。”  　　那英雄的伟岸的灵魂远离了一切的低俗、自私、欺诈、多变、下流和空谈。我的父亲也是自然的贵族之一，为一切所钟爱的圣徒。有这样的父母，我和汤姆没法不在成长中培养起高尚的品格。 　　在这件事情之后不久，父亲发现他有必要放弃他的手摇纺纱机，而进入布莱克斯多克先生的棉纺厂。布莱克斯多克先生是住在阿尔勒格尼的一个苏格兰老人。他还在工厂里为我谋到了一个绕线工的岗位，于是，我就在那里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每个礼拜可以有一美元二十美分的收入。这是一段艰苦的生活，冬天里，父亲和我摸黑起床，匆匆吃完早饭，要在天亮之前赶到工厂。而且，中间只有一小段午饭的时间，黄昏之后还得继续干活。我感到压力重大，从工作中也得不到什么乐趣。但是乌云总是镶着一道银边，因为这让我感觉到我为我的世界——我们的家庭做了些贡献。迄今，我已经赚了亿万的钱，但这些钱所带给我的快乐，都远不及我工作第一个礼拜所赚到的一美元二十美分。我已经是一个对家庭有用的人，是能赚到面包的人了，不再是父母的负担了。我又经常听到父亲用甜美的声音唱着“小船一排排”，我还经常想着要实现歌词最后几行所描述的内容：　　“当阿莱卡、乔克还有吉奈特，　　早早地从床上爬起，　　驾着船排捕雀鳝，　　我们也关心丽琴。”　　我将要辞去我的小手艺了。在这里，我必须说明的是阿莱卡、乔克还有吉奈特是首先接受教育的。苏格兰是世界上第一个要求父母对他们的孩子进行教育的国家，不管他们的地位高贵或者卑微；苏格兰也是最先建立教区公共学校的国家。　　不久，约翰?海先生，阿尔勒格尼的一个苏格兰线轴制造商，需要一个男孩。他来问我是否愿意去他那儿干。我答应了，在他那里，我每个星期可以赚两美元，但最开始的时候，这里让我比在工厂更感到厌烦。我要在线轴厂的地下室里操作一台蒸汽机，烧锅炉，这有点太难为我了。一个有一个晚上，我坐在床上，摆弄着气压计。我害怕有时候蒸汽压力太低，上面的工人会抱怨动力不足，又怕有时蒸汽压力太高导致锅炉爆炸。　　出于自尊，这一切都瞒着父母。他们也有自己的麻烦，有要操心的事。我需忍受这些苦楚，表现得像个男子汉一样。我的期望很高，每天都盼着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它一定会来到。另外，在那些日子里，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地问自己，如果是华莱士，他会怎么做？一个苏格兰男人应该怎么做？我确信一点，他永远都不会放弃。　　有一天，机会来了。海先生要起草几分布告，可是他没有文员，自己也不擅长书写。他问我会哪几种字体，并且给了我一些书写的活儿。结果很让他满意，此后，他便让我给他做布告和报表之类，认为我很合适。我对算术也很擅长，他很快就发现，让我干其它的事情会更加符合他的利益。不仅如此，我相信这位可爱的老人对我这个白头发的男孩印象很好，他心肠很好，有时苏格兰人，很愿意把我从蒸汽机旁解放出来。对我来说，工作不是那么让人厌烦了，但一件事情除外。　　我现在的工作是把新生产出来的线轴放到油缸中清洗。所幸的是，这项工作有一个单独的工作间，只有我独自一人在那干活。可是不管下多大的决心，对我自身的弱点感到多么愤怒，都不能使我的胃不再翻江倒海地难受。我想努力克服由于油的气味所引起的恶心，但我始终做不到。这时，华莱士和布鲁斯被证明有多重要了。不过如果我牺牲掉我的早餐或是午饭，在吃晚饭的时候，我会有更好的胃口，因为我完成了当天的份额。华莱士和布鲁斯的真正的信徒是永远不会放弃的，否则，他宁愿死亡。

    匹兹堡和我的工作（图）（2）

    和棉纺厂相比，我在海先生处的工作要优越了不少，而且在那里我还结识了不少对我很友善的雇主。海先生使用单条目记账法做帐，我可以帮他打理这些事情。但我听说大公司记账都采用复条目记账法。我和我的同事约翰?菲普斯、托马斯N?米勒、威廉?考利经过讨论，决定冬天时去夜校充电，学习那一更加庞大的记账体系。于是，我们四个上了一家匹兹堡的夜宵，学会了复条目记账法。　　1850年初的一个晚上，在我下班回到家的时候，得知大卫?布鲁克斯——电报公司的经理，曾问霍根姨父是否认识什么好男孩可以做信差。布鲁克斯和霍格姨父都是跳棋迷，他们是在下棋的时候提出这个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的问题的。此类琐碎的小事常常产生意义最为重大的结果，一个词、一个眼神、一个腔调，不仅能影响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甚至还能影响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他是一个有胆识的人，把什么事都视为小事。当有人劝她，少干点无聊的琐事吧。他说可以啊，如果有人能告诉他，什么算是小事。年轻人应该记住，上帝最好的馈赠往往就隐藏在小事之中。　　姨父提到了我的名字，说他可以问问我是否愿意做这个工作。我记得很清楚，我家还特意为此召开了家庭会议。当然，我欣喜若狂。恐怕没有哪一支笼中鸟比我更加渴望自由了。母亲很赞成，但父亲却有点不大同意。他说，这个工作我可能干不了，我年纪太小，身体也太单薄。每周2.5美元的薪水就证明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加壮实的小伙子。我有可能在深夜被叫起来送一份电报去乡下，还可能会遇到危险。总之，我的父亲认为我最好还是呆在原地工作。可后来他又撤回了他的反对意见，允许我去试一试。我相信她找过海先生商量。海先生认为这对我是个发展的机会，还说，尽管我的离去会给他带来不便，但他仍建议我去试一下，他还好心地说，万一我不能被录用，我还可以再回他这儿，干我的旧工作。　　就这样决定了，我得过河去匹兹堡拜访布鲁克斯先生，父亲希望和我同去，最后定下来，他送我到电报公司，公司在佛斯和伍德街交叉的地方。那天早上阳光明媚，这是一个好兆头。我和父亲从阿尔勒格你走到匹兹堡，距我家大概两英里的路程。到门口的时候，我让父亲在门外等我。我坚持自己单独上楼去见那个大人物，面对我自己的命运。这时我有意安排的，也许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我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美国人了。刚开始，孩子们总是叫我：“苏格兰佬！苏格兰佬！”而我会回答说，“是的，我是苏格兰人，并且引以为豪。”但在说话时，浓重的苏格兰口音被我改掉，只留下一点点痕迹了。因此，我想如果单独去见布鲁克斯先生，会比我好心的苏格兰老爸在场表现得更好，因为他看到我的样子可能会发笑。　　我穿的是我唯一的一件白色的亚麻衬衫，我常常只在安息日的时候才郑重其事地穿上。外面是蓝色紧身外套和一整套在星期天才穿的行头。那时，在我进入电报公司后的几个星期之内，我都只有一件夏天穿的亚麻布衣服。每个周六晚上，不管那天我是否要值夜班，可能到深夜才能回家。母亲都会等着将我的衣服洗干净，然后熨干，好让我在安息日的早上，能够干干净净地穿上它们。为了在这个西方世界赢得容足的空间，这个女英雄无所不做。父亲在工厂里的长时间劳动使他筋疲力尽，但是他也像一个英雄般坚强，从不忘记鼓励我。　　面试很成功。我很小心地解释说我不熟悉匹兹堡，也不够强壮，可能不会被录取，但是我想接受考验。他问我多快可以过来工作，我回答说，如果需要我当时就可以留下来。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想我的回答也许值得引起年轻人的思考。如果不抓住机会，那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他给我提供了一个岗位，但是有些意外事情还可能会发生，有些其他的男孩也许正在寻求获得这一机会。既然来了，我就决定留在那里，只要我能。布鲁克先生非常和善地叫过另外的一个男孩，让他带我四处看看，我是额外增加的。他让我跟他走并且学习业务。很快地我找到机会泡去街角，告诉爸爸说一切都很顺利，并且让他回家告诉妈妈说我已经得到了这份工作。　　这就是我在1850年如何开始我人生起点的经过。曾经在黑暗的地下室，我操作着一台蒸汽机，为了每个礼拜的两美元辛勤劳动，全身沾满煤污，生活没有一丝可以得到提升的迹象。而现在，我一下子进入了天堂，是的，对我来说，这就是天堂。这里有报纸、钢笔、铅笔，还有照耀着我的阳光。我发现自己所知太少，要学的东西很多，而且基本上，我每一分钟都能学到新的东西。我感觉我的脚下正是一架梯子，我一定要爬上去。　　我只有一点担心，那就是我还怕自己学得不够快，不能够记住电报需传送到的众多的不同商家的地址。所以，我开始沿着街道的一边逐个地记录这些房子的招牌，再沿着另一边返回，这样，我就可以把这条街上所有商家的招牌从头至尾记下来。到了晚上，我就依次念这些商家的名字，以此来练习记忆。没过多久，就算闭着眼睛，我也能把这整条街上商号的名字从头至尾按顺序背下来（从街的这边开始，再从街的另一边回来。）　　接下来的一步是要认识人，因为如果认识了每家商号中的成员或是雇员，这对信差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便利，往往还可以省下不少的路程。他很可能会碰上一个人，就是他要送信去的那个办公室的。在送信的孩子们中间，这可以算作一个不小的胜利。此外，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大多数人都挺和气），在街上收到信或者受托转交，通常忘不了对这个孩子赞赏一番，这对信差自己来说，也会产生一种的成就感。 　　1850年的匹兹堡和它今天的样子存在着很大的差别。1845年4月10的那场大火差点毁灭掉这个城市的整个商业区，那时还没有恢复过来。此地的房屋大部分是木质结构，仅有少数部分是砖砌的，能防火的完全没有。算上周围地区，匹兹堡的总人口数也不过四千。商业区也还没有延伸到第五大道。当时的第五大道是条非常冷清的街道，只有稀稀拉拉的一些商家，大片的空地夹杂其间。我记得如今的第5区的心脏地带在当年有一个池塘，我还曾在上面滑冰。我们的联合钢铁公司后来就在那个位置，许多年后，哪儿成了一片卷心菜地。　　罗宾逊将军，我曾给他送过很多电报，他是在俄亥俄河西部出生的第一个白人小海。我看到第一条电报线路延伸到这个城市的东部，接着，在后来的某一天，我又看到了第一个火车头，这是为俄亥俄——宾夕法尼亚铁路所准备的，从费城通过运河运来，卸在阿尔勒格尼的码头。那儿没有铁路直接通往东部。旅客们都经运河坐船到阿尔勒格尼山脚下，从那里他们可以坐火车到霍利德斯伯格，中间有三十英里的路程，然后再通过运河到达哥伦比亚，再坐火车走数字，而现在却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啊。　　我的信使工作使我很快结识了城里的几个大人物，匹兹堡的律师业很不一般。维尔金斯法官是这行的领袖，对他还有迈克?坎德里斯法官、马可可鲁法官、查里斯?谢尔，以及后来成为陆军部长的埃德翁M?斯坦顿（林肯的左膀右臂），我都很熟悉。尤其是斯坦顿，因为他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注意我了。那些在商界中成功的卓越者：托马斯M?豪、詹姆士?帕克、G.G.霍塞、本雅明?F?琼斯、威廉?斯瓦、约翰?查里范特、海润上校，他们都是被我这个信差男孩视为榜样的大人物，他们的生活也证明，它们都是不赖的榜样。（唉，只可惜在1906年我叫对这段话的时候，它们均先后死去。）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当电报信差的经历都是愉快的。而且就是在这期间，我奠定了和几个亲密朋友的友谊基础。资格较老的信差被提升到别的岗位上去了，因此需要一个新人，于是来了大卫?麦卡戈，他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阿尔勒格尼山谷铁路的主管。我俩搭档，负责东线的信件传送；而其他的两个男孩负责西线。于是，东边和西边的两个电报公司便分离开了，尽管还在同一幢建筑里面。大卫和我很快成了死党，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纽带，他也是苏格兰人，虽然他出生于美国。但他的父亲，甚至在口音上，却是一个地道的苏格兰人，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大卫到来后不久，我们的团队需要增加到三个人，这一次，公司向我咨询是否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找来了我的好友罗伯特?皮特恩科——日后接替我出任宾夕法尼亚铁路在匹兹堡的主管和总代理。罗伯特就像我一样，不但是苏格兰的后裔，还出生在苏格兰。大卫、鲍勃和“安迪”，成了匹兹堡东线电报信息传送的苏格兰男孩三人组。挣的薪水在当时很可观——每周2.5美元。每天早晨，打扫办公室是我们的例行公事，我们三人轮流着干，可以瞧见，我们都是从底层干起的。奥利弗兄弟公司的头儿洪?H.w.奥利弗，还有城市的法律顾问M.C.莫兰德，他们随后参军，以同样的方式起步。在生活的竞争中，努力奋斗的年轻人不必害怕富家子弟，他们的外甥或者侄子。让他们看看那些从打扫办公室开始起步的“黑马”吧。　　那个时代当一个信差有很多乐趣，有时候因为及时送达了信件，会从水果批发店得到一整袋苹果。面包铺和糖果店也经常会给信差糖果糕点，他们说话幽默，对信差的及时表示赞赏，也许还会让他带个信回办公室。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工作能比这更容易让一个孩子受到关注，而这又是一个真正的聪明孩子得以晋升所必需的。有智慧的大人物总是在寻觅聪明孩子。　　如果超过了一定的距离，我们被允许可以多收10美分，这笔额外收入让我们极为兴奋。可以想到，这种“10美分信件”为每个人所重视，对由谁去送的权利，我们之间还常常又发生争执。有时候，有些孩子不按次序，抢着去送“10美分信件”。这就是在我们中间引起严重矛盾的唯一原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提议把这种信件和在一起，到每个周末再平均分钱。我被推举为“出纳”。和平和欢笑成为此后的主旋律。这种将额外收入集中处理进行再分配的行为，是一种真正的合作。这是我在财务管理上所做的第一个尝试。　　对于分到的钱，孩子们认为他们有自由支配的绝对权利。毗邻的糖果铺还给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立了户头。这些账户有时候会大大地透支。这时，“出纳”便要正式地通知店主，我不会为那些既饿又馋嘴的孩子们所欠的债负责。罗伯特?皮特克恩是所有人中反对最激烈的一个，很明显他不光长着一颗糖牙，他所有的牙齿都具有此种性质。有一天，他向我掏了心窝，说他肚子里养了一些东西，如果不用糖来为他们，那些家伙就会撕咬它的内脏。

    安德森上校和书（图）（1）

    小信差们全身心投入，十分卖力地工作。每个一天都要值夜班，直到公司关门才下班。在我当班的那个晚上，极少有在十一点之前回到家的。如果无需值晚班，我们可以在六点离开公司。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多少时间来充实自己，家里也不愿意在书本上有什么化肥。然而，仿佛是福从天降。一个文学的宝库在我面前打开了。　　詹姆士?安德森上校——写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在为他祝福——宣布他可以把他图书馆中的四百多本藏书向孩子们开放，这样的话，每人在周六下午都可以从这里借书带走，第二个周六再换。我的朋友托马斯?N.米勒提醒我说，安德森上校的书主要是开放给“劳动男孩” 的，这下问题来了，像信差、店员还有其他一些并非靠双手做苦工的孩子，有没有权利去借书呢？我给《匹兹堡快报》写了一封短信，强烈要求我们不应该被排除在外，虽然我们现在做的并非苦工，但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曾经干过，我们也是真正的“劳动男孩”。这是我与媒体的第一次接触。亲爱的安德森上校很快就扩大了借阅范围，因此，我作为媒体撰稿人的第一次露面是成功的。　　我的好朋友，汤姆?米勒，是核心集团成员之一，他就住在安德森上校家附近。米勒将我介绍给他，就这样，仿佛是地牢的墙上开了一扇窗户，知识的阳光从那里透射进来，照耀着我。我把书随身带着，抓住上班时间的一点空闲努力读书，尽管每天工作辛劳，值班时长夜漫漫，但我的心却被书所照亮。每当想起周末又能接到新书，随后的日子就变得无限光明。就这样，我渐渐熟悉了麦考利的散文和历史著作。对班克罗夫的《美利坚合众国史》，我学得比其他任何书都要用心。我对兰姆的文章情有独钟。但在那个时候，除了几篇选入学校教材中的作品，我对大文豪莎士比亚还知之甚少。我对他的兴趣是在不久之后从匹兹堡的老剧院开始的。　　约翰?菲普斯，詹姆斯R.维尔森，托马斯N?米勒，威廉?考利——我们公司的成员——他们与我一起分享安德森上校图书馆中宝贵的特权。那些在其他地方我根本不可能借到的图书，由于他的慷慨大度，而为我饱览。他给了我对文学的品味和鉴赏力，而对此，即便是人们敛集了百万资财，我也不愿与之交换。没有了文学，生活将会是不可忍受的。再让我和我的伙伴们远离低俗、坏习惯，我的好上校功不可没，没什么能与之相比。后来，当运气次冲我微笑时，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钻石广场上的大厅和图书馆前，为我的恩人立了一座纪念碑。我将它送给阿里格尼，并题字如下：　　詹姆士?安德森上校，宾夕法尼亚西部免费图书馆的建立者。我将自己的图书馆向工作的孩子们开放，而在每个周六下午亲自担任图书管理员。它不仅把他的书籍，也把他自己献给了这一高尚的事业。作为受益者之一，建立这座纪念碑的目的是要感激并且纪念安德森上校，他将知识的宝库向我们开放，年轻人将因此而提升自己的想象力。　　对于他所为我和我的伙伴们所做的那些，我们深怀感激，建立纪念碑只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礼物，是我们感激之情的微弱表达。根据我早年的生活经历，我认为，金钱应该用来帮助那些天资聪颖、品格优秀并且有能力有决心发展自己的孩子，使他们获益、健康成长。没有什么比在一个社区内建立一座公共图书馆，并把它作为一个市政机构加以支持，更能体现金钱的价值了。 我相信，我相信我有心捐助的那些图书馆，在将来会证明我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孩子们允许进入这些图书馆中学习，如果在每个图书馆都有一个孩子所获得的收益，有我从安德森上校的四百本名著那所得收益的一半，我就会认为这些图书馆不是白建的。　　“随着整棵树的倾斜，嫩枝因而弯曲”书籍所包括的世界宝藏在一个正确的时间向我开放了。图书馆最重要的好处是它无所需求，但也从不主动给予。如果想获得知识，青年必须自己努力，无一例外。许多年后，我满怀喜悦地发现，在丹佛姆林时，有五位织布工将他们的书集中起来，开办了镇上第一个流动图书馆，而我的父亲，便是其中之一。

    安德森上校和书（图）（2）

    那个图书馆的历史很有趣，它搬来搬去，不下于七次。第一次搬家的时候，五个创办者用各自的围裙和两个煤斗，把书从手摇纺织机店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由于父亲是当地第一个图书馆的创始人之一，而我又有辛成为迄今为止的最后一个，这自然成为我的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我在做公开演讲时，我常常说，我是一个曾创办图书馆的织布工的后代，我还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出身值得我与之交换。我无意中追随父亲的脚步开办了图书馆——我不禁要说，冥冥中自有天意——这对我也是一种强烈的自豪之源。像这样的父亲是应该作为榜样追随的——我所知道的最为甜美、纯洁和和蔼的自然天性之一。　　我曾说过，是剧院最先促使我爱上了莎士比亚。在我还使信息传递员的时候，老匹兹堡剧院在福斯特先生的大力下，在当地享有声誉。福斯特先生收发电报都是免费的，作为回报，电报操作员可以免费看戏，信差在某种程度上也享有这种特权。有时候，下午收到了给福斯特先生的电报，我们会留在晚上送去。在剧院门口，我们羞涩地提出请求，可否让我们悄悄地溜到楼上的第二排——这种请求一般不会遭到拒绝。孩子们轮流去送信，这样每人都可以得到那令人垂涎的机会。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渐渐熟悉了那绿色幕布后面的世界。上演的一半都是场面很壮观的剧目，没有多少文学价值，但正好吸引一个15岁年轻人的眼球。在以前，我不仅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事物，甚至就是这类东西我都没有见过。我从来没有进过剧院或是音乐厅，任何形式的大众娱乐都没有见过。大卫，海睿?奥立弗和鲍勃也是如此。我们被那舞台深深吸引住了，每次去剧院的机会，我们都不会放弃。　　当“狂风”亚当斯——当时最著名的悲剧演员之一，开始在匹兹堡上演一系列莎士比亚的剧目时，我对戏剧的品味开始发生了变化。从那以后，莎士比亚成了我的全部，我对其它的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我好像很容易就能记住他的台词。以前我从不知道，语言具有如此的魔力，其节奏和旋律就像在我的体内找到了一个栖息之所，与我融为一体，一有召唤，马上就会现身。这是一种新的语言，而我之所以能对它作出正确评价则要归功于舞台上的生动演出，因为，直到我看了《麦克白》的演出，我对莎士比亚的兴趣才腾腾而起，而我在此之前我没有读过剧本。　　很久以后，我通过《罗英格林》了解了瓦格纳，我在纽约音乐学院被《罗英格林》的序曲所陶醉，听了之后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而我当时对瓦格纳还所知不多，这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他确实有别于前人——像莎士比亚一样，他是一个新的朋友，一架新的促使自己向上攀登的阶梯。　　在这里，我要谈论一下属于那个年代的另外一件事情。阿尔勒格尼有一些人——也许总共还不到100——加入了“斯维登伯格教会”，美国的亲戚在里面就非常的活跃。父亲在离开了长老会之后参加了这个教派，当然，我被带了进去。然而，母亲对此丝毫不感兴趣。尽管对各种形式的宗教都表示敬意，并且不主张宗教信仰争端，但她保有自己的想法。她的立场可以用孔子那句著名的格言来描述，其大意是：谨守本份，勿扰他人，为上智。　　她鼓励自己的孩子参加教会和主日学校。但是不难看出，他对斯维登伯格的教义以及许多新约和旧约的内同并不相信，她认为这些不具备神的本原价值，不能作为生活的权威性指导而被接受。我对斯维登伯格的神秘教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虔诚的艾特肯姨妈对我解释“精神感觉”的能力大加赞赏。这位可爱的老妇人热切地盼望着我有一天会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盏明灯，我知道，有时候正如她所想象的，我成了她所谓的“语言的传道者”。　　当我对人为的宗教理论越来越疏远之后，她的这些希望也慢慢地变淡了。我是她的第一个外甥，在苏格兰还曾将我抱在膝上，哄我，逗我玩，姨妈对我的兴趣和疼爱是永远也不会减弱的。她曾希望我的表兄利安得?莫里森能够通过信仰斯维登伯格教的神启而得救，然而很可惜，他后来加入了浸安会并且受洗，这件事情让姨妈非常失望，为之而忧伤。尽管她应该记得她的父亲有着相同的经历，还经常在爱丁堡为浸安会传教，但这对福音传道者来说也无能为力。

    安德森上校和书（图）（3）

    利安得再受洗后接受了浸安会的教义，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兴奋和热忱。斯维登伯格教展示了通往新耶路撒冷的路口，他发现，由于他在这一路口前的后退，使得他的舅舅——斯维登伯格教最先的信徒之一，认为他使得其家庭记录蒙羞，他开始恳求道：　　“你为何要对我这么刻薄呢？舅舅。没错，浸信会不比任何得好，但看看安迪吧，他没加入任何叫牌，可你也没有责备过他。”　　很快，他就得到了答复：　　“安迪，噢，安迪，他一丝不挂，但是你，却穿着破衣烂衫。”　　在宗教信仰上，他不再和亲爱的艾特肯姨妈一致。而我可能也发生了改变，变得和信仰无涉，不再信仰任何一个教派，但是利安得选择了一个非新耶路撒冷的教会派别。　　我对音乐的品好的培养与斯维登伯格教会有着紧密的联系。教会赞美诗的附录是宗教清唱剧的选段，我对它们有着本能的喜爱，尽管我的嗓音不是那么尽如人意，我的声调也有待提高，但我却依然是唱诗班练习时的忠实参与者。指挥科森先生经常会原谅我在合唱时发出的不和谐音，我有理由相信，我有理由相信他是被我的热情所感染了。后来，我对宗教清唱剧已经有了完全的了解，这个时候，我很欣喜地发现，当我还是一无所知的少年时，我最喜爱的好些段落，在音乐圈里被认为是汉德尔音乐作品精华。所以，我的音乐教育的起点，得追溯到匹兹堡斯维登伯格教会的小型唱诗班。　　父亲总是把苏格兰本土吟游诗歌中的杰出之作，当作歌曲来演唱。我不应该忘记这些，我爱好音乐的基础便奠定于此。不管是对歌词还是曲调，对那些苏格兰老歌，我极少有不熟悉的。要达到贝多芬和瓦格纳的高度，民歌也许是最好的基础。父亲是我所见过的声音最为甜美，最富感染力的歌手，我很有可能继承了他对音乐和歌曲的热爱，尽管没有他那样的好嗓子。孔子的感叹常常在我耳旁响起：乐者，神之语也，闻其召之，则来。　　在这同一时期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它显示了父母的宽宏大量。作为信差，除了在暑期有两个礼拜的空余时间之外，我是没有节假日的。而在这两个礼拜，我会和表兄弟们去东利物浦和俄亥俄的河里划船。我喜欢滑冰，就在这个冬天，我家对面的那条河冻得结结实实，冰况极好。当我周六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问题便产生了。我问父母，能不能在次日早起，趁着去教堂做礼拜之前的功夫划一会儿冰。对一般的苏格兰父母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比这更为严肃的了。我妈妈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很明确，认为既然如此，应该让我爱滑多久就滑多久。父亲也认为我可以去滑冰，这无可厚非，但他希望我能及时回来，好跟他去教堂。　　我估计在今天的美国，1000个家庭中有999个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也许在英格兰的家庭中也是如此，但在苏格兰却不可能。今天人们会认为安息日的所有意义都是为了男人，和那些有意向公众开放美术馆和博物馆的人。他们认为这一天安息日就是为人们的休息娱乐而安排的，而不是去教堂做祈祷，为绝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罪过忏悔。他们的想法并不比我父母在四十年前进步多少，父母超越了那个年代的传统理念，在安息日去散散步，或者读些非宗教的书，这在当时是不被认可的。

    电报公司（图）（1）

    我当信差已经大约有一年的时间了，这时候，楼下办公室的经理约翰?.P?格拉斯上校，因为要出去与公众接触，他开始不时地找我在他不在的时候帮他照顾一下办公室。格拉斯先生是一个高度受欢迎的人，并且也有政治上的雄心壮志，他不在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并且日益频繁，因此我很快地熟悉了他这方面的工作。我接受公众的函件，并且监督那些从工操作间送出来的信件是否恰当地分派给信差们，以便及时传递。　　对我来说，这是一项令人厌烦的工作。在那个时候，因为我无需作分内之事，这遭到了其他信差的嫉恨，因此在其他信差中我不甚受欢迎。我还被指责为吝啬、小气。我从不乱花因送远程信件而赚得的额外的那一角钱，但是他们不知道原因。我必须尽可能地节省下每一便士，因为我家里需要。我的父母明辨事理，对我的行为，他们从来不加以阻碍和拒绝。家里有三个劳力——父亲、母亲和我自己，每人每周能赚多少钱，我一清二楚，我也知道所有的开销。我们把个人赚得的钱都放在一起，商议给家里添置一些缺少的家具和衣物，每添一件小东西都能使我们快乐不已。从来没有一个家庭能像我们这样团结。　　一天天地，母亲每节余下一个半美元的银币，她都把它仔细地收藏到一个长筒袜里，直到攒够了200个。在那时，我便用汇票将20元英镑寄给慷慨借钱给我们的汉德森夫人。那天我们欢呼雀跃，以示庆祝，卡内基家终于不再债务缠身了。噢，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一天啊。金钱上的债务市场还清了，但人情债，对帮助我们的人的感激，却是无法还清的。汉德森夫人至今依然健在，在我会丹佛姆林的时候，我去她家拜访，犹如造访一座圣殿。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她是永远不会被我忘怀的。（当我读到这些写于几年前的字行时，我哽咽了：“走了，和其他人一起走了。”安息吧，亲爱的、母亲的高贵的朋友。）　　我的信差生涯中，有一件事一下子把我带进了七重天外。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周六的晚上，格拉斯上校给孩子支付当月的薪水。我们在柜台前站成一排，格拉斯先生按顺序发工资给每一个人。我在队伍中打头，当格拉斯先生拿出第一份11美元25美分，我伸手去拿，然而让我奇怪的是，他绕过我，付给了下一个男孩。我想他肯定是弄错了，因为直到现在我都是头一个领工资的。可是接下来，他只按顺序给其他人工资。我的心沉了下来，似乎受到的羞辱。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或者有什么没有做？我将被告知，这里已经没有我的工作了，我将让我的家庭蒙羞。那是我最无法忍受的痛楚了。当其他每个人都领到钱离开之后，格拉斯先生把我带到柜台后面，并对我说，我应该比其他孩子得到更多，他决定每个月付我13美元50美分。　　我的脑袋一阵发晕，我怀疑我是不是听错了。他把钱点给我，我不知道我是否向他道了谢。我想好像没有。我拿着钱一下子跳出门去，蹦跳着一直到家，几乎没有停过。我清楚地记得，我跑着，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跳着从桥的这一头到桥的另一头，跨过了阿尔勒格尼河——是在马车道上，因为人行道太窄了。这时在星期六的晚上。我把11美元25美分交给了妈妈——家里的财务主管，而对装在我口袋中的剩下的2美元25美分不着一词——它们在当时对我来说，其价值超过了我现在所赚得百万巨款。

    电报公司（图）（2）

    汤姆是一个九岁的小男孩，他和我一起睡在阁楼上，等到上了床，我把这个秘密悄悄地告诉了我亲爱的弟弟。即便年幼，他还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商量未来。那是第一次我想他描述将来，我们可以一起搏浪商海，我想，“卡内基兄弟公司”将会是一个伟大的公司。父亲和母亲将会有自己的马车。那时，我们似乎拥有了一切被认为是财富的东西，而这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值得奋斗追求的。有个苏格兰的老太太，她的女儿嫁给了伦敦的一个商人，她的女婿请她去伦敦住在他们附近，并向她保证说，她将“坐在自己的马车里”。她回答说：　　“我坐进马车又有什么好呢？我的在斯拉斯堡的亲人再也见不到我了。”　　在我们的计划中，不仅在匹兹堡可以见到父亲和母亲，而且他们还可以探望丹佛姆林，他们的老家。　　  星期天早晨，全家在吃早饭的时候，我拿出了那额外的2美元25美分。这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甚至一开始他们还不能马上明白其含义，但很快他们就知道了。父亲的眼神充满着骄傲和疼爱，母亲眼睛被泪水湿润，闪闪发亮，这些都说明了他们当时的感受。这是他们的孩子的第一次成功，明确证明了他是值得被提拔的。后来所获得成功和各种各样的赞誉，从来都没有像这一次那样令我激动，我甚至想象不出还会有这样的一件事。这里是人间天堂，我整个的世界都被带进了满是喜悦的泪水之中。　　因为每天早上都要打扫操作室，在操作员到来之前，孩子们便可以在电报机上练习练习。这又是一个新的机会，我很快就学会了用键钮来和其他接收站的孩子们交谈，他们和我有着相同的目的。当一个人学会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肯定会迫不及待地找机会去使用他所习得的东西。　　有天早上，我听见呼叫匹兹堡的信号特别强烈，据我的猜测，这看起来好像是有人迫切希望联系。我大着胆子做了应答，让纸带走了起来。原来是费城要立刻给匹兹堡发一个“死亡通知”。我可以接受吗？我回复说，如果他们慢点发的话，我可以尝试一下。我成功地接受了这条信息，然后带着它跑了出去。我焦急地等待着布鲁克斯先生的到来，告诉他我都大着胆子做了些什么。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责怪我的鲁莽，而是对我的行为大加赞赏。他提醒我要小心，不要出错，然后便让我走了。不久以后，当操作员需要离开议会的时候，我经常被叫去照看一下仪器。就这样，我学会了发电报的技能。　　这次我受益于一个非常懒惰的操作员，他特别喜欢让我去干他的活儿。那时，操作员要做的是从移动的纸带上获得信息，并且把它念给抄写员。但是，有传闻说西部有个人根据声音，通过耳朵就可以获得信息。在此驱动下，我开始练习这种新方法。公司的一个操作员，麦克琳先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掌握了这种办法，他的成功也给了我鼓励。很轻松地我就学会了这门新语言，容易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一天，当操作员不在时，我请求收一条信息，那个老抄写员对我的冒昧非常不满，拒绝为一个传递员抄写。我于是停掉了纸带，拿起笔和纸，开始用耳朵来接收信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当时的惊讶之态。他命令我把纸和笔还给他，从那以后，科特内?休斯和我之间再也没有什么问题了。他成了我忠诚的朋友和抄写员。　　这件事结束之后不久，约瑟夫?泰勒，离匹兹堡三十英里的格林斯堡的操作员要请两个礼拜的假，要布鲁克先生派一个人去顶他一下。布鲁克先生把我叫去并问我是否能够胜任此项工作，我立刻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好吧，”他说，“那我们把你送到那试一试。”　　我是搭坐邮政马车去的，一路上也非常令人愉快。大卫?布鲁斯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苏格兰籍律师，我碰巧与他和他的妹妹同行。这是我第一次出行，也是我第一次欣赏这个国家的风光。我还第一次在酒吧就餐，在格林斯堡的旅馆。我觉得那里的饭菜特别好吃。

    第 1 章

    恋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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