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章
尘世·挽 歌 作者:土家野夫
正文 第 9 章
尘世·挽 歌 作者:土家野夫
第 9 章
他有两个儿子，应他之求，国家同意带走一个，于是他的长子至今仍然留在利川。但是台胞和港侨的身份，已经足以改变三哥一家的全部政治经济生活了。
幺叔三哥的传奇，我也只能讲到这里为止。
十
80年代中期，我在县委宣传部奉命下乡，终于回到阔别许久的汪营。
我在变迁的坊肆之间，寻找我童年的老屋，我看见我家那临街的木壁被拆开成了一个柜台，里面赫然坐着我久违了的幺叔。
幺叔并未重操旧业，而是零售着乡村社会必须的针头线脑肥皂火纸，生意清淡得恍如隔壁的花圈铺。幺叔拉我进去喝茶，他说终于落实政策，将这栋祖宅发还给了他。我在那些烟熏火燎的墙壁上，还能依稀发现我童年的手迹和贴糊的报纸。
那时，幺娘已经谢世；艺华哥举家去了宜昌，亚华姐在平原，只有幺叔像个孤老，还在这个他经历喜怒悲欢和爱恨情仇的小镇，平静的生活着。
他依旧家无长物，衣饰朴素而整洁。他拿出许多家族照片给我看，都是他三哥转来的。其中有侄儿牟秉钊以及他的孩子们，在加拿大和台湾的豪华别墅前的许多合影。我看着那些依旧荣华富贵器宇轩昂的人们，再转顾落寞清贫的幺叔，怎么也无法想象这是同一个家族的传人。
牟司令给他的信，仍然恭敬的称呼幺爸。两岸的隔离和沧桑，对幺叔而言，又岂止是恍同隔世。幺叔平淡的说，他现在衣食无忧，也无须他们的资助，只是喜欢看看那些侄孙的照片，看看牟家熬过一个世纪之后，依旧没有衰落，内心就非常幸福了。他还指着那老屋说，都快朽了，梁柱都被蛀空了，他就要把他卖了，去和宜昌的艺华哥一起生活。
我突然看见他卧室的床头，还挂着那把我熟悉的二胡。我充满怀旧的取下在手中摩娑，但是琴弦已断，蛇皮已破，满身覆遍了时间的灰尘，再也无法发出呜咽的声音了。
薄暮时分，幺叔送我于古镇小街，默默无言的静观着这正一点一点消逝的古老街景。相去四十年的生命，相同背景下成长的少年，各怀一份感伤，揖别着那些隐痛的往事。而这，竟是我和他――一个似同血缘的幺叔――的最后一面。他最终还是离开了祖居地，死在了异乡。而汪营的牟家，再也没有高升堂的这一支人了。一个家族的荣耀与悲辛，必将风化在历史隐蔽的书缝中。
坟灯——关于外婆的回忆点滴
一
我似乎活到1983年才真正认识到什么叫做死亡。那年我21岁。
在那个秋天，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外婆――也是一生给我影响巨深，爱最多的亲人，终于走完了她68年的艰难岁月，忽然离我而去了。在那之后的若干年里，我几乎仍然沉浸在那种巨大的悲痛中难以自拔。
那是在鄂西边城利川，外婆按照土家族的丧礼备极哀荣，在孝歌唢呐的颂唱里被埋进了一中背后的关山。风水师将她的坟头调向东北，在迢递山河之外是江汉平原，那里有她的故乡――她再也无法活着回去了。
那时土家的丧俗还保留着古老的礼仪，在入土后的七七四十九天里，每到黄昏，亲人要到坟前送灯――意在为逝者照亮那漫长的冥路。那是怎样一条黑暗的甬道，其尽头究竟是什么样的世界，我至今仍无从知道。父母是所谓干部，刚获“解放”未久，还不敢遵守这种隐含迷信的礼制。我担心外婆的孤独行程，遂在每个薄暮点亮灯盏，黯然行进于那墓碑林立的山道上，去为外婆送上一盏坟灯。
那时的我仍然不相信死亡是不可逆转的旅途，我独跪在坟前烧纸鸣鞭，匍匐在坟头痛哭，总想唤醒沉睡中的外婆。每次我都要将耳朵贴近新土去谛听，孩子般的幻想外婆会从棺木中传来呻吟，那我立马会用十指去刨开那些泥石，以救出我无人可以代替的至亲。
坟灯在晚风中无声摇曳，次第点燃小城的坊肆烟火。那时的小城是寂寞萧条的，我坐在半山上仿佛达到一个死亡的高度在俯瞰众生，年轻的我终究无能参透生死的奥秘。每在夜色中依依惜别外婆的孤坟时，总要频频回眸遥看那盏星火，我生怕它在我转身之际就熄灭，我需要它照亮外婆的异乡长夜，更需要它永远照亮我此后的黑暗命途。
二
外婆1913年出生于汉川县田二河镇的一个中等人家，她是长女，取名叫成凤林，家里人都唤她凤林哥。几岁时她的生母就病逝了，其父是个读书人，正忙着要东渡日本求学，就把她送到了武穴姨妈家抚养。曾外祖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了《江上的母亲》】她坚信她会等回她的丈夫，她18年的坚贞相守，只为换来河清海晏后的团圆幸福。却未想到和平降临之时，带给她的却是噩耗――外祖以为妻女早已死于战乱，已经在后方新娶并有了两个儿子。母亲的大闹使外祖备受舆论攻击并为此受到党纪处分，外祖只好回来和外婆强行离婚。外婆放弃了外祖的补偿，成全了外祖的功名家庭，在按完离契指印后哭昏过去。
刘家的所有族人皆知“三嫂”的贤德令名，无不谴责三少爷的薄情寡义，但在那个时代，这一切又于事何补？被弃的外婆依然被合族挽留住在了已近废墟的刘家，她开始了她长达一生的寡居。外祖被击毙后，灵柩运回武汉，外婆竟然没有一丝怨恨地亲往扶柩而归，将外祖埋进了刘家的祖茔。她似乎始终坚守着刘家媳妇的身份，不仅侍奉着太爷最后所收的一个上房丫头――那个比她要小的名义“公婆”，我们唤作老太；还时常周济着读大学的外祖的四弟，我母亲唯一的叔叔。
四
外婆凭借她的裁缝手艺省吃俭用地供养着我的母亲在武汉读完中学，母亲回到乡下教书以分担外婆的艰辛。这一年湖北易帜，母亲决定投考革大，结业后竟然也被分往鄂西恩施――这是她所仇恨的其父送死的深山，外婆的无限担忧依旧无法阻挡其叛逆的脚步。
外婆在土改时被划为贫民手工业者，并加入了镇上的缝纫社。母亲在利川剿匪土改，与我父亲在危险岁月中结为伉俪。外婆原本是不想离乡背井进山的，鄂西那些遥远而陌生的地名，于她心中肯定还有某些无法言说的隐痛。但母亲作为唯一的女儿，她不能将她苦难的寡母弃置远方。那时大姐即将出生，母亲需要外婆的帮助，而这一理由则是外婆永难回拒的。于是她溯江而上至万县，然后步行来到了利川汪营区西流水村――我父母正在那个极端偏僻的荒山沟里大炼钢铁。
外婆的到来实在恍若救星，她几乎没有享受到女儿的幸福，却无端地分担了太多的灾难和屈辱。那时我家搭建在一个岩洞里，她接生了我大姐未久，母亲就被打成右派，恶意攻击的人们指斥她们是军阀太太和军阀小姐――而这，正是她们一生的剧痛。母亲痛不欲生之中，早产了我的二姐，那已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之时。面对这个不足四斤的婴儿，父母都认为难以养活，只有外婆固执地不肯放弃，她用米汤一口一口地喂大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孩子。那时粮食危机已经威胁到成年人的生命，外婆以她一生的灾年生存经验来对抗着人世间的无穷劫难。她拖着浮肿的身体在山野开荒，在贫瘠的土地上播撒求生的种子，这些荒年中的杂粮啊，竟被外婆熬成了一家五口丰盛的晚餐，成为穴居时代最温馨的回忆。
父亲需要一个儿子来传承他的爱与恨，母亲在监督改造的羞辱中生下了一个儿子――不是我，是我早夭的哥哥――才几个月，就被乡村的庸医一针毙命。父亲的愤怒无处发泄，家庭危机顿现，刚烈的母亲几不两立。又是外婆以她的慈爱和智慧劝慰我母，她说：以我看啊，这个男人虽然脾气暴烈，但心地很善良。是啊，还有什么比善良更高的品德呢？外婆一生坚持善，看重善，与生俱来的善终于挽救了这个濒危的家。于是，1962年，我才得以呱呱落地。
那个正夏的早上，太阳据说白得耀眼。外婆亲手用剪刀切断了我的脐带，洗干了我最初的血迹。父亲在我的放肆哭声里开怀大笑，母亲的泪水则显得悲欣交集。我成了外婆的至爱心肝，同时也成了我父母一生操心劳神的巨痛。
五
在我两岁时，父亲奉命承办的炼铁厂终于在烧光了当地森林后，可笑地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父亲被调去主持齐跃山煤矿，母亲调到了汪营区供销社，外婆带我们姐弟三人一起移居古镇小街。在一个临河的吊脚楼上，我开始了我的童年记忆。
我是在外婆的怀抱中一点点长大的，每个夜晚我都要紧紧抱着她那皴裂弯曲的小脚，在她的故事和童谣声中入梦。外婆是念过私塾且看过许多古典戏曲的人，还能用真正古代吟诵的方式读诗。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典型的土家木楼就摇摇欲坠地斜撑在清江上游的小河上，窗外有个彩廊【阳台】，我在彩廊上撒尿可以淋到下面的鱼鹰舟上。河对岸是一个叫做转转田的小村，农人的打谷声常常伴随着外婆为我诵诗的旋律，使我较早地朦胧领会了节奏和韵律。
那时小镇没电，木楼上的油灯摇曳着唐诗般的蕴藉。二十四孝的故事是我反复要求似乎百听不厌的主题，外婆讲着讲着就泣不成声，我的童年似乎也有稍多于人的敏感，婆孙二人的泪水往往湿透枕巾。我的一点古典文艺的知识和情怀，完全来自于外婆的早期教育，那些民间的戏曲话本，蕴含着外婆的身世之痛，在她的陈述中倍感撕心裂肺。
整个小巷似乎集中了全镇的弱势群体。巷口左边是熊家的四个孤儿，父母皆自杀。右边是陈哑巴和他的老母。中间是地主婆邝奶奶，五保户孤老90岁的胡奶奶，还有一对残疾夫妻和他们的女儿。木楼上的邻居则是黄奶奶一对老人和马贩子开福伯一家。相比而言，我家就算是此中的豪门了。
我们是外乡人，但外婆的善良却很快使我们融入了这个底层社会，并赢得了一街人的尊重。那个年头，家家都有断炊的时候，无计之时都是来找“婆婆”――无论老少都和我们一样这样称呼她。外婆首先让我学会的就是善良，她第一次让我给街上的小乞丐送饭后，我竟然后来见乞丐就往家里拉。幼稚的我并不清楚自家的窘迫，外婆总是尽量满足我童年的乐善好施。后来母亲实在忍不住经济的压力――那时乞丐太多了――开始干预我的善行，我不谙世事的委屈大哭，外婆则依旧呵护着我的自尊。
五岁以前的我已经会许多字，能背诵不少古诗，这完全来自外婆的教育。为了聊补家用，外婆又悄悄开始了裁缝手艺，为街坊裁缀新衣旧衫。人家有钱就给几角，无钱就道声谢，外婆则从不要求。忙乱中有一次给我喂错了打虫药，我忽然口吐白沫晕倒，外婆抱起我颠着小脚往下街的医院跑，我被救醒后，外婆的眼睛已经哭肿。
因为外婆的存在，我在四岁以前仿佛就已经享尽了我一生的幸福。之后文革爆发，我才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明白，人世间原来竟然还有那么多的艰难和无奈，需要我用余生去面对。
六
就是在那个夏天，在汪营古镇的青石小街上，忽然庄严地走来一支队伍。父亲和他的几个同僚戴着纸糊高帽走在队首，后面则是扛着冷兵器和新式火器的武装工人。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的奇异扮相殊觉好笑，奔跑回家去拉外婆来同乐，却看见一家老少的泪眼。外婆紧紧地把我箍在怀里，生怕无妄之灾再夺走她的外孙。我在懵懂中意识到，可能灾难降临了。
随后的抄家拎走了外婆的缝纫机头，机枪架在门口的恐吓和辱骂，两个姐姐的失学，父亲的不断游街和挨打，贴满门窗的攻击母亲的大字报。外婆惶恐不安地看守着我，怕我被歧视和欺侮所伤。某日一造反派来家训斥父亲，我不懂事地在一边嬉闹，太过压抑的父亲借我发泄他的愤怒，第一次用木棍暴雨般毒打我，没有人敢于阻拦狂怒的父亲，外婆哭着用身体包围着我，结果左手无名指被误伤一棍，竟被打得骨折。她一直隐忍着也未医治，至死时那个手指依旧还弯曲着，我怎么也无法抚平那陈年的创伤。
运动在不断升级，厄运更不知何时结束。为了给失学的大姐找条生路，外婆决定重返平原老家务农，让大姐随她还乡插队――她相信她的故乡亲友，会容纳她这对乱世婆孙。那时我才五岁，没有人敢告诉我外婆要走，她默默地收拾简单行囊，每天夜里抱着我垂泪，叮嘱我千万不要出门惹祸，不要下河，不要玩火，我只隐隐感觉到有大事发生，只知道陪她哭泣。然后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就再也找不到我的婆婆了，我白天嗓子哭哑，夜里又从梦中哭醒，妈妈训我打我都无法制止我要找回外婆的伤心欲绝，我的童年天空仿佛就从那个早晨彻底坍塌了。
一年后，大姐也去了那个叫着二坞台的平原湖村和外婆相依为命。二姐去了矿山做工，父亲继续接受迫害，然后肺结核穿孔被煤炭厅保护到武汉治疗，我和母亲搬到供销社的一个单间房里苟延残喘。母亲在单位是监督改造的右派，完全无暇管理我的生活，我一天天消瘦，每晚的夜咳惊醒着母亲。惊觉的母亲带我进城到县医院检查，同样肺结核穿孔的结论几乎让她骤然垮掉。那时，这是一个致命的传染病，母亲每天偷偷饮泣，但仍旧倾其所有供我打针吃药，要把我从死神手中夺回。
这种病没有好的营养和护理，在当年几乎是难以存活的。母亲只好去信给外婆，想要她回来照料我的生活。外婆是在山里受伤而返乡的，她在她的故乡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安宁而不被欺侮的日子，她实在不愿再回这片伤心之地了。最后大姐给母亲来信说――让弟弟自己给婆婆写封信吧，只有这样她老才有可能回。于是我给外婆写了，现在我已经无法记得12岁的我究竟写了些什么，若干年后大姐说，外婆边读边哭，每天从枕头下拿出再读再哭，一个月后决定再次进山，她要来挽救她一生至爱的我。
母亲要到万县码头去接外婆，次日我放学回家，远远看见家门开了，我奔跑着冲进去，看见屋里的火塘正燃烧着久违了的温馨，外婆和邝奶奶正诉说着别况，我一下子扑进外婆的怀里放声大哭，几年来的思念和无助忽然化作滔滔江河。我不断地叫着婆婆婆婆，仿佛垂死的孩子看见唯一的亲人。婆婆抚摸着瘦小的我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连邝奶奶也在一旁哽咽不已。婆婆说为了省钱，妈妈让她坐便车先回，她还要等次日的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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