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8 章
尘世·挽 歌 作者:土家野夫
正文 第 18 章
尘世·挽 歌 作者:土家野夫
第 18 章
整个对话，主要是他说我听，偶尔插话质问几句。最后我告诉他——你的解释没有诚意，我无法接受你的道歉。你说暂时不能说出的真相，我等待你早日说出——如果它确能还你清白的话。由于你没有解释清楚当年的骗局，我暂时也无法原谅。
放下电话，我开始再次反省我们的交谊，以及彼此曾经熟悉到骨头的半生——难道真的如他所说，我错怪了他吗？
仔细回想熊召政在湖北功成名就顺风顺水的一生，不得不感叹这就是个奇人。用当年他很好的一个哥们的话说——他确实聪明绝顶，仅仅靠这点聪明，已经足够他要雨得雨了。可惜这些都是小聪明，而没有修成大智慧。
1979年他大约是英山县复转安置在文化馆的小干事，读了当年著名军旅诗人叶文福的《将军，请不要这样做》之后，他很快学会了这种阶梯式政治抒情诗，审时度势写出了他得以成名的《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这首诗发起了对前垮台县委书记的批判，他成了后县令的东床快婿。此中有无联系，我不得而知。
问题是湖北籍伟大诗人叶文福从此受压，20年前那一刻英勇走上广场，军服前胸挂“将军，请不要这样做”，后背悬“我是叶文福”——这是多么勇敢坚毅的画面啊，这才是诗人的荣耀——以致事变之后被开除军籍，至今在北京陋室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而熊召政呢？该诗获奖，获得省委书记和老作家徐迟的青睐，上调省作协，最后升官发财到今天。
他说我错了，他没有去角逐省作协领导职位。我确实错了，他现在是省文联副主席，是政协常委。我倒是不解，一个敢在那年六月退党的人，有谁还肯复出去做贰臣？这个党什么时候宽宏大量到不计较当年的叛党者了？比他成就大很多的祖慰先生，因为退党而流亡，几年前回来，一直过着隐姓埋名的寂寞清贫生活。他要是也能被“宽恕”，且愿卑躬折节前来角逐这一爵禄，无论成就和人气，还能有你熊召政的一席之地吗？那么当全国所有的六月“叛逆”都没有获得****和宽待之时，湖北真理部和礼部，怎么又敢破格任用他这个不仅退党，且身负“刑罪”的嫌疑人呢？
我见过无数当年仅仅参加游行和签名的人，现在想重用都要被某部门阻止；唯有大名鼎鼎的熊召政，却能独仰天恩，此中的秘密何在？他难道不能给历史一个合理解释吗？他向来以湖北名士自许，自命古典熏陶深厚。请问，自古文士讲名节，如真心退党，那何必重食周粟，再受周禄？如果是奉旨退党，以便隐秘建功，那么人各有志，各为其主，你只要昭告天下，那也无可厚非——因为那也是饭碗——只是你不能一边装民主义士，一边做党国功狗。两边都想讨好，左右都要逢源，你也确实太聪明了。
当官做僚的朋友同学，我也很多；虽然彼此主张不同，但我向来理解。谁都想吃一碗安稳饭，只要不为恶，谁都不能谴责。只是你别机会主义，别既要上青楼，还要入牌坊。我们共同爱戴的老校长刘道玉，那一年只是签名上书为学子呼吁，尚未主动退党；后来在党员重新登记运动中，拒绝检讨，放弃登记过关，从此赋闲不再出山，至今仍被官方压制排斥【见拙作《大德无言》】。连一代教育家都不能见容于当世，熊召政何德何能，竟能屡邀上宠？
四
我何以判断他的电话没有诚意，因为其一，他先说他进去就招了【如果因此而判我，我绝无怨言，我从来不要求个人在暴力机器面前的坚强】；后来又说他关键的问题没有承认，于是他得以释放。他这不仅是把我这个前警察当傻子，且是对武汉公检法智商的侮辱。连我都已坦白的问题，警员岂能不追索到底？如有追索，我有罪，你岂能脱罪？事关政治惊动刑部的大案，谁敢贪赃枉法私卖人情。
其二，他宣称他和海外民阵确有联系，民阵确实派人来过，以此证明他没有虚构骗我——众所周知，海外民阵不是地下组织，所有人皆真名实姓公开身份，国内也不会因为你认识其中某某而定罪于你，请说出当初与谁联系。民阵中也不乏我故交，我自可质证清楚。
其三，他说很多内情暂时不便公开，人之将死时再写出真相——这是最好的托词，是我唯一难以逼问的说法；但是也可能是又一个谎言。因为如果是一般的真相，现在即使公布出来，也早已过了追诉期，法律本身无从追究。如果是可耻的真相，今天尚不敢忏悔，那终身也未必敢直面曾经的罪过。我想我不会再期待任何解释了，历史注定的方向不会改变，时间终将风化所有的铁幕。
最后，我要纠正他的几个说法，谁去探监我的日记都有记载，监狱也有登记，我所有的管教也都记忆如初。我的电视剧与湖北各电视台毫无关系，也从未与他们任何人联系，且早就拿完稿酬；他带有恩赐似的所谓审稿意见，我既未听说，也无意感谢。
还想补充一句，无论新诗旧诗，他都还在扮演宗师——似乎运作出来的茅盾文学奖，真的给他带来了意淫的快乐。他也不想想，在这个扭曲的时代，他不惜血本拿下的这种官方奖励，正是后日之耻辱。当他沾沾自喜与这个时代额手称庆之时，他的同班同学胡发云以及诸多良心文人的著作却被官方点名封杀——同样是作家，在这个时代的悲欢际遇如此不同；天良也能区别的荣耻，自以为修为很高的他，难道恬不知道？
时至今日，他还认为在这个国家，诗人是以他出版过的诗集来命名。似乎我的过去以及现在，都要他的圈点认可。那么我们就各自拿出自己的新旧诗文，来交付当世或者历史品评吧，让大家看看各自的文格词气究竟如何，看看最终岁月将淘汰的是谁的废纸。
在崇尚诗歌的时代，他成了诗人；在崇尚金钱的时代，他成了款爷；在官人们喜欢研读权术的时代，他写出了一代权相《张居正》交结当朝新贵。他一步不拉地紧跟着这个堕落的时代，在体制内备享尊荣。这样的一个文化怪胎，竟然还要去谈佛论禅——古诗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仿佛正是他的写照。正如海上文坛产出余秋雨，孔孟之乡生下王兆山，三楚文脉之中也配套冒出了熊召政。斯人而生于斯世，六根未尽又的投影恰好横过我的颈项，使我的头颅在墙的画面上，像悬挂在枯藤中的一只摇摇欲坠的野果。
我在那一刻开始知道，残酷的现实往往需要残忍的心灵去适应。这一曾经真实的场景，因其起点的令人不寒而栗，在往后的平淡生活中，被复制成了经久轮回的梦影。我在对往事的转顾中，力图去找到我对残忍竟能熟视无睹的源头－－我们从何时开始，把恶行和暴力视为情有可原且法无可惩的正常生活？
六岁，对，六岁时我是一年级的学生。1968年的初秋。放学集合，一个血气方刚的教师拆散大扫帚，给每个孩子发一根竹条。然后排队，去打强盗。当小街上走来我们这支武装童子军时，围着那个小偷的镇民们开始喝彩欢笑。小偷被罚站在一个水泥圆管上，衣衫褴褛，裤脚挽在膝盖上，似乎刚刚下田归来，脚下是一双草鞋。我深刻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我们的高度只能够到他的踝骨。大人们不断吆喝“打，打”，于是小镇的狂欢节开始上演。
村小的孩子从六岁到十六岁不等，倚仗大人的鼓励第一次可以打大人，无不心花怒放。那个中年小偷被无数竹枝抽得像陀螺一般跳动，在水泥管上来回穿梭仿佛一场没有尽头的舞蹈。事实上他无处可逃，所到之处带动的只是更密集的鞭笞和喧嚣。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小腿－－那粗糙的还带着泥巴的皮肤，慢慢由红变紫，渐渐肿大发白一如半透明的萝卜。他不停的哀号，绝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双眼现出死亡的寒光。我挥了几下便因恐惧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绝妙游戏中。最后，我看见他喉咙嘶哑只剩鱼唇般的无声张合，身体摇晃如失去平衡的风筝，在极限的一击下砰然栽倒……
在围殴时我们已经从大人的咒骂中知道，他只是在试图偷裁缝铺的三尺布时被抓的，他是乡下来赶集的一个农民。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一直为此深深内疚。我总在想，他和我一样要面对人生的冬天，他的孩子还衣不蔽体，他实在没钱去给那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儿增添一缕温暖，这时，他看见了那要命的三尺布。我每每想起这一画面时，内心的痛楚就在深化。走笔至此，我忽然泪流满面，我依稀可以确认，这，正是残忍教育的起点。
残忍教育三
残忍，许多时候是难以分清其善恶性质的。我们在一个充满蚊虫的房间，紧闭门窗，点燃毒气，彻底消灭害虫，没有人会质疑这样的行为。那么老鼠呢？它传播疾病，盗窃粮食，当然也应该灭绝。至于灭绝的手段，一般不会被追究。
我十岁左右时被母亲送到了煤矿，那时父亲正经受被打倒后的各种体罚。他的同僚不堪忍受而自杀，母亲担心他的绝望而将我送去作陪，于是我开始生活在真正的工人阶级之间。那时的煤矿老鼠很多，每天经历死亡的井下工人没有娱乐，灭鼠则成了他们的闲情逸致。
他们用各种智能的方式活捉老鼠，然后将生黄豆塞进其直肠，再将其肛门缝住。黄豆在体内发胀，痛不欲生的耗子在放生后开始疯狂乱窜，闯进它们熟悉的家撕咬同类，一场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壮观而刺激，比任何毒药更惨绝鼠寰。或者将鼠尾捆上浸透汽油的棉花，点燃后放手，再欣然观看那团狂奔的火球。我每每为此触目惊心的场景油然而生一种彻骨的恐惧，因为厌恶和仇恨，他们如此折磨鼠类－－是代表人类的正义吗？
那么人类自身的相互残杀呢？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厌恶以及导演的屠杀，与此无异自不用举例。我们曾经对所谓剥削阶级的仇恨，似乎也不亚于此。我的故乡有个大地主叫李盖武，在土改时被愤怒的农民装在笼中，架在火上烤死。我们可曾分担那种灼痛，那是怎样一种漫长煎熬的死亡啊。如果再看看我们的刑罚史，了解凌迟和幽闭等等的含义，我怎能相信族类的理性。
残忍教育四
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种政治伦理观一直主导着我们的社会生活。被党人奉为金科玉律的英雄格言要求我们——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则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我们知道，情，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元素之一，佛陀谓之有情众生。无情，则意味着我们只需要服从政治立场，摒除人之为人的底线思考和本能恻隐，对一切异己者【敌人】可以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惩处方式。
当自然界的益虫和害虫我们都难以真正分清时，那么我们如何又能正确区别同为人类的敌我呢？于是，最终的抉择和解释都只能归属于强权。最高当局宣称麻雀是害虫时，这些无辜的生灵就要被全体人民所驱逐。小鸟的天空骤然缩小，横遭屠杀，成群地累死于逃亡之路。鸟犹如此，人何以堪？平心回顾一下整个20世纪，所有曾经被我们命名为敌人的人，其中究有多少是十恶不赦的坏蛋。这些可怜的师尊、战友、亲人或邻居，随高深难问的天心喜怒而朝生夕死，有谁不曾体会过人世的残忍。
1976年我是小城初中的学生。那一年这个国家充满了各种内涵的哭与笑，史学家后来视此为一个可以断代的年份。那个冬天，我们被组织起来去参加一个公审公判大会——要枪毙一个叫杨文生的反革命。在那些含糊不清的判词中，我们隐约听出，这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其罪行原来是在上面抓了那四个人后，他依据传统演义小说的推理和经验，坚持认为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他不断到处演讲和张贴大字报，反对华的中央，号召人们要继续捍卫毛，坚决反对走资派的复辟。在此之前，他还是小城著名的造反派，当然，也肯定迫害过一些基层干部。
那时的死囚还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绑，读完判词即被插上写有罪名的尖锐木标。我看见那削尖的木片从他后领中猛插进去时，他呲牙咧嘴显得很痛苦，但喊不出声音来。我们一些胆大的孩子骑着自行车狂追囚车，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来，踢跪在冻土上。行刑者熟练地在一米之内对其后背开枪，他猛然仆倒，卷曲的身体挣扎了几下，便永远地安静了，枪声似乎还在山谷里泛出回响。无数男女老少都在围观，杀人实在是像这个无聊社会的一场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为大众调味的盐。有个成人去把尸体翻过来，并解开了他的衣服，我们惊奇地看见了左胸上的弹孔还在汩汩淌血，最后的余热袅袅飘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一个生命就这样打发了。在此之前，北方还有个叫着张自新的女人，死得更惨。这两个人的罪名完全一样，但罪行的内容恰好又完全相反。我们可以称张是死于她的智慧和清醒，但杨却更像是因其愚蠢和迂执而死。问题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敢于坚持思想和表达的人——不管后世如何评价其思想的正误。他们除了思考和表达之外，并未去组织造反杀人放火。是的，他们是以言获罪的人。而言论自由，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要写进宪法的公民权利。但同样为了这点可怜的权利，张成了悲剧英雄，杨则永远还是小丑。
残忍教育五
人在这个世界偶然地经过，因为五官六欲所能感受的短暂快乐，多数时候难免贪生。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去与别的物种争夺生命的机会和空间，这种恶基于本能，我们常常无法去苛责－－毕竟舍身饲虎那种宗教精神是圣徒英雄的情怀。但如果轮到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时，必然要遭逢彼此的算计、厮杀和战争，那么此中的人性底线是什么？在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些冠冕堂皇的大旗下，我们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地放纵暴力而无须去顾虑末日审判。
我拿这样的问题来衡诸个人经历、亲友往事和所谓的民族史诗时，常常深陷困惑，不知其中伦理标高应该设在哪个刻度。草民拜天地，是要学会敬畏。君子远庖厨，是要心怀不忍。敬畏是要有所怕，不忍乃为培养爱。如果凡人皆知怕和爱，也许无须宗教，我们也可能超凡入圣了。问题是身处一个无神论国度，当科学原教旨主义被宣扬成某种普世价值时，当革命造反起义暴动洪秀全李自成都被塑造为英雄传奇后，我们到底还怕什么？一切世间法何能扼制本来潜在又被反复提倡的恶性。
1949年，身为小地主之子的家父，为了乱世逃生而投身于新政。他的家庭在土改中惨遭灭顶之灾，他却成为了另一个县的剿匪英雄。【见拙作《地主之殇》】父亲回避往事就像一个暮年潦倒的老叟，害怕邂逅青春钟情的恋人，但他的故事仍被我从一些幸存者的回忆中打捞出来。在那个嗜血的年代，他的出身要求他必须更加残酷这样才不被怀疑其忠诚。我相信在他设计诱杀那些山野悍民，和经手签令处决和他父亲一样勤劳致富的地主时，绝非出于他本意的选择。他并不愚蠢，他不会相信他那一刻的残忍是代表正义，但他清醒地知道，他哪怕偶尔流露一点温情，一定会成为别人对他残忍的充足借口。就像那些加入黑帮的小弟，要先去杀人表示坚定和忠诚一样－－他别无选择。
他领导的剿匪队在平定了“文沙长暴动”后，某日活捉了十几个俘虏。县里命令押解进城，他只带了两个部属。匪徒被捆绑串联在一起行动，磨蹭到夜晚他们走进了荒无人烟的险境，极有可能被匪帮劫道。他的部下之一建议杀俘，向上级报告说匪俘逃跑被他们处决。他是头，他得承担责任，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许－－部属先去解开绳索，要匪俘各凭天命逃生，他们三人在月光下点杀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侥幸逃出他们神枪的大抵所剩无几。
这就是革命需要的残忍－－我们的领袖早就用一串排比句，给我们诠释过革命的准确含义－－“暴烈的行动”。我们早在孩童时代，这段怵目惊心的语录就被谱成了流行歌曲，整个国家都响彻着它恐怖的回声。在野蛮的旋律中，孩子们优雅地挥动皮带抽打出身不好的同学，逼迫老师吃屎，打家劫舍，虐杀着无数无辜的人们。我这一代，估计很少有晕血的人，因为在我们的少年阶段，眼中早就充斥着淋漓的鲜血，对许多人生惨酷，早已见惯不惊。
残忍教育 六
我常常想不清楚残忍究竟是基于愚昧还是源于仇恨——此中暂且排除被迫的残忍行为。除开这两种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发生原因呢？读了母亲的信后，我想起了我女儿在更小年龄阶段时的故事－－那时我曾短暂地与之相处过一些片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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