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6 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正文 第 36 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第 36 章
其实好猫不止这一次扭转了新枚的命运。她从天津调到石家庄和新枚团圆后，新枚赶末班车（当时考研的极限年龄正好是４０岁）去北京考研究生，也是她出的主意。否则，他们后来可能一直留在石家庄，无由返回江南，新枚更谈不上去香港。
说起去香港，又有好猫的一功。在当研究生的三年里，由于新枚外语好，而且懂好几国语言（英、俄、日、德、法），屡屡被派出国。其中一次竟是派到德国去进修专利。据新枚说，那时专利这一行在国内还是空白，德方提出可派人去进修，我国就派了几个对专利还不熟悉的人去，其中就有新枚。新枚学习一向认真，得了一个文凭回来。但从此就不碰专利了。
新枚夫妇回杭州后，和他一起在德国进修过专利的一个朋友从香港写信来，说我国驻香港的永新专利公司需要人才。那人就推荐高才生丰新枚。
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是新枚向计算机研究所领导提出要去香港工作，领导一口回绝。新枚是个不会转弯的人，回来对好猫说一声“不成功”就算数了。可好猫不肯罢休，她去新枚单位软磨硬缠，居然被她说成功了。所以我们总说好猫有“帮夫运”。
可是天下的事神秘难测。如果他们走了另一条路，不知后来又是什么结局。
唉！人好像真的是有命运在主宰着。好猫这一生似乎就是为新枚活着的。她患癌后，来上海治疗，我虽然照顾了她两年，总觉得还欠她的情。好猫真是标准的贤妻良母。燃烧了自己，幸福了别人。
…………
我们还是回过来谈吧。后来，楼下来了新房客。
我曾保存着一张发票，是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３日我家卖菜橱的日子。凭这张发票，可以断定楼下几家新房客是这日子以前陆续进来的。为什么呢？只因房客中有一个复员军人很厉害，一搬进来就在厨房里贴上一张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后指着纱橱对英娥阿姨气势汹汹地说：
“把这搬掉！现在厨房是大家共用的了，不是你们一家的。快搬掉！”
英娥阿姨唯唯诺诺了一下，连忙上楼来找我。她两目睁圆，一脸紧张，好像发生了大事。等到我弄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后，和爸妈商量了一下，就决定卖掉这口橱。
“那橱里的东西放到哪里去？这么多碗！”英娥阿姨显然舍不得。是啊，她已跟了我们十多年了，而且她的工作主要就是厨房里。要卖掉这口橱，就像要卖掉她自己的家具一样舍不得。
“现在这房子里住的已不止我们一家，”爸爸晓以大义，“我们的碗橱占地方确实太多了。我们就把它卖掉吧。里面的东西精简一下。抗战毒诗毒章批判专辑》。对了，还有一份《打丰战报》———就是那次批斗时刊印的。
批斗专场是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６日在北京东路贵州路附近的黄浦剧场举行的。主办单位是“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倒美术界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恺专案小组”。这次批斗会规模挺大，陪斗的有“上海市旧文艺界旧美协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徐平羽、陈其五、孟波、方行、沈柔坚。还有上海美术界的“反动学术‘权威’”张乐平、王个簃、唐云、贺天健、蔡振华、程十发、张充仁、吴大羽、谢稚柳……等，以及“大右派”刘海粟。
上台发言的是贫下中农代表、解放军、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美术学校“红联”的红卫兵小将、上海中国画院“红旗”战士，以及美术口的革命派代表。一次像模像样的大会，组织工作一定费了不少时间。
《打丰战报》上刊出的爸爸的画有《一时之雄》（画面是抗日战争时期画太阳下持日本国旗的雪人）、《炮弹作花瓶，万世乐太平》、《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船里看春景，春景像画图……》、《只是青云浮水上，教人错认作山看》、《互割互啖图》，以及我们担心了很久的那幅《月子弯弯照九州》。
《只是青云》这幅画，造反派说他是“把水上浮云比拟新中国的铁打江山”。其实这幅画初次发表于１９４２年，正当抗日后期，意指日本侵略者犹如浮云。１９６３年重画后又在香港《新晚报》上发表。那是沈柔坚先生介绍，要爸爸为该报每周作漫画两幅，对台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爸爸平生所作漫画，光是我们能收集到的，就有四千多幅。画得多了，难免有瑕疵，但怎么可以反过来说他把浮云比作新中国呢！
《船里看春景》一画，那所村屋的门楣上写着“人民公社好”五字。为了美化风景，爸爸把岸边的桃花在水里画了个倒影。题字为“船里看春景，春景像画图。临水种桃花，一株当两株”。竟被批判为“丰子恺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人民公社似船里看春景，此景不过是‘三月桃花一时红，风吹雨打一场空’，诬蔑人民公社即将消逝。”
《打丰战报》上说，这次批判会得到《文汇报》、《解放日报》等等的热烈支持，还收到上海轻工业学校、南京军区卫生学校、空军政治干部学校的各造反兵团的贺电。会后还放映了丰子恺漫画幻灯片。
对爸爸漫画的吹毛求疵、颠倒是非、恶毒中伤的批判，不胜枚举。这里还想介绍两则可笑的批判。
爸爸喜欢苏曼殊的诗《过蒲田》：“柳荫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潮。茅店冰旗知市近，满山红叶女郎樵。”取其末句作画。画一村姑正在山坡上扫红叶，树上落下几片红叶来。这幅画画过好几次。每一幅红叶落下来的片数都不一样。造反派们掌握的恰好是落下三片红叶。于是便指责作者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落地。（“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还有一组画的批判，让人哭笑不得。那是爸爸应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要求为一册幼儿读物画插图。文字是出版社提供的，内容为正确与错误相对照，让幼儿辨别哪一页对哪一页错。例如正确的一页上画“东方出了个红太阳，爸爸抱我去买糖”；错误的一页上画“西方出了个绿太阳，我抱爸爸去买糖”。他们单取错误的一页来批判。“西方出了个绿太阳”，那还了得！岂不是和“红太阳毛主席”唱反调吗？其实１９５７年出版这册书时还没有把毛主席比作红太阳呢！
这幅画的批判出现在一次“毒草”批判的展览会上。看见的人很多。人们不知就里，以为丰子恺的这条罪状太明显了。爸爸的漫画“西方出了个绿太阳”直到如今还有人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还想起一件事。我在出版社校读电台教日文的教科书时，有人告诉我：后面那只词汇表的排列要注意，不可把“万岁”和“熊猫”排在贴邻。因为“万岁”两字应该是毛主席专用的，放在熊猫隔壁，变成“熊猫万岁”了。而在这本教科书的词汇表里，偏偏这两个词应该是贴邻。于是只得颠倒一下次序。更有甚者，还有造反派要把薄薄的书页竖起来看反面是什么词，正反面两个词搭配起来不可有“犯上”的意义。现在想起来真是笑话！
枕边雪和半盆水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９日宣布：１１月３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要疏散到奉贤县柘林镇。我们上海编译所当时已是该社属下，这批原来不坐班只拿车马费的人也必须跟着他们走。１０月３１日放假一天，让大家作准备。
爸爸那时已到郊区港口曹行公社民建大队参加“三秋”劳动。（这已是他“三夏”劳动后第二次下乡了。）“一号通令”下达，他们当然就不回上海了。妈妈心急如焚。我决定就利用休息这一天去看爸爸，给他送寒衣去。
朔风凛冽的早晨，我带着不满五岁的女儿，在徐家汇搭５６路到港口换乘龙吴路到曹家港，然后打听爸爸所在生产队的方向。好容易找到那生产队，又说他在棉花地里摘棉花。我东寻西找，到了将近晌午时，来到一块棉花地边，望见前方有一个老农正在摘花。白发苍苍，老态龙钟，动作迟缓。我放下背上的孩子，想问个讯：
“喂，请问……”
那老人抬起头来，呀，这不就是爸爸吗芽选可我几乎认不出来了：脸色憔悴，神态萎靡，眼泪汪汪，胸前腹部挂着一只褴褛的棉花袋。
“爸爸，我来看你了！”我说了一句，不觉鼻子里一阵酸，勉强抑制着自己。
爸爸用手擦了擦他那迎风流泪的双眼。
“咦，一吟，你来做什么呀？”
他说这话时，除了惊讶，似乎还有不想让我看到他这副可怜相的语气。
“天冷了，我给你送寒衣来。”
爸爸用双手把棉花枝条往左右拨开，磕磕绊绊地走近我。当他发现早先被棉花枝挡住的孩子时，脸上突然掠过一个复杂的表情：从惊讶到高兴，又从高兴转为悲哀。他没想到意外地看到他喜欢的孩子，却又不愿让孩子看到他的狼狈相。
“囡囡，你怎么也来了啊！”
“来看公公。公公，你躲在那里做什么？怎么不回家呀？我想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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