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正文 第 39 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第 39 章

    ……

    又有一处，爸爸告诉新枚“大蒜”的另一种读法：蒜（ひる）＝大蒜（にんにく），还有“杏仁”日文念あんにん，与石门白发音同。至于“秋千往生”在日文中就是“缢死”的意思。

    我们这些人白天上班，逢到星期一三五，晚上还有政治学习。回家来问过爸爸的病情后，就匆匆忙忙地做这样做那样，哪里还顾得到爸爸的寂寞。所以当时爸爸能在床上与爱子交流，是唯一的乐趣了。

    “地下活动”

    病好一点，能起床了，爸爸就悄悄地开始工作。其实，他在床上就已开始写诗。他写了三首“调笑转踏”，又写了３１首七绝诗，总题目是《红楼杂咏》。他把曹雪芹《红楼梦》里的一个个重要人物都写到，最后一首是写大观园门前的石狮子。

    但能坐起来以后，他就不满足于写诗了。他精神最好是在清晨。那时家里的人都还没起来，没人打搅他。而且他也不想让我们知道，怕我们要替他担忧，会劝阻他。其实我有时也只好眼开眼闭。

    就在１９７０年下半年，他又开始翻译。译的是他喜爱的日本最早的《竹取物语》和《落洼物语》，１９７２年又译了《伊势物语》，把日本三个着名的物语都译了出来。

    １９７１年，爸爸用心良苦，重新提起画笔，从以前画过的题材中选取七十余幅，画了四套，分给他所关爱的四个人：幼子新枚、长孙女南颖、弟子胡治均和我的女儿小明。还写了一篇序言，内容如下：

    敝帚自珍序言

    予少壮时，喜为讽刺漫画，写目睹之现状，揭人间之丑相。然亦作古诗新画，以今日之形相，写古诗之情景。今老矣！回思少作，深悔讽刺之徒增口业，而窃喜古诗之美妙天真，可以陶情适性，排遣世虑也。然旧作都已散失。因追忆画题，从新绘制，得七十余帧。虽甚草率，而笔力反胜于昔。因名之曰“敝帚自珍”，交爱我者藏之。今生画缘尽于此矣。辛亥新秋子恺识。（吟按：标点是我所加。）

    “今生画缘尽于此矣”一语，读之令人心酸！爸爸在自己贫病交加、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竟还为他所关爱的几个人着想，为这几个人各留下一套他的绝笔。序言中说“交爱我者藏之”，恩狗和胡先生确实是关爱他的人；而我的女儿那时还只有六岁，是外公喜欢她，她对外公能有几许关爱呀！但当爸爸把这套画交给我而我表示不好意思接受时，他信心十足地说：

    “拿着吧，以后会有用的。”

    是的，以后这套画成了珍宝。我和女儿每想起这件事，都从心底里感激如此关爱我们的爸爸、外公。

    爸爸还不止做这些事。他从１９７１年开始写《缘缘堂续笔》共３３篇，１９７２年完成，１９７３年定稿。

    说起这件事，还得讲讲来龙去脉。爸爸在浩劫前，每当饮酒时，常把他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往事讲给我听。讲得很生动。我常对爸爸说：

    “你把这些往事写成随笔，让读者共享吧！”

    “是的，是值得写下来。”爸爸说。

    后来他甚至已把书名也拟好，叫《往事琐记》。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动笔。到１９７１年，他在昏暗的灯光下开始动笔了。不过，书名改成了《续缘缘堂随笔》，最后定名为《缘缘堂续笔》。爸爸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把《缘缘堂随笔》、《再笔》、《新笔》直到《续笔》这一套作品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浙江省桐乡市“丰子恺研究会”会长叶瑜荪在２００５年的“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一篇题为《略谈“缘缘堂续笔”在丰子恺散文中的地位》，对《续笔》的评价甚高，把它称为丰子恺散文“皇冠”上的“明珠”。瑜荪认为：“他能‘身披忍辱甲，手提智慧剑’去看透这群魔乱舞的世道，真是进入了宠辱不惊的心态”。又说他：“得太史公、蒲留仙笔法之精髓，他将夹叙夹议的手法运用得如身使臂，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议理的严密透彻，韵味的深长隽永，文风的平易自然，都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作家林斤澜在重读了我爸爸的散文后，于２００４年４月重访缘缘堂时，特别称颂《续笔》中《塘栖》一文。据张振刚先生当年６月２８日在《嘉兴日报·桐乡版》上所写的《他满不在乎———听林斤澜谈散文》一文中引用林斤澜先生的话说：

    上个世纪前五十年，中国的散文除了周作人，应当是丰子恺。鲁迅的散文当然好，但他的成就应算在小说上。茅盾也是。不过，丰子恺要没有晚年写的《缘缘堂续笔》三十余篇，那他在散文上的成就也许就排不上第二。他写的《塘栖》好似没有结构，漫不经心，实则精心构思，匠心独运。历来文章讲究虚实；丰子恺的可贵处是，实者虚写，虚者实写，将实来作铺垫，在虚处铺陈，使文章进入哲学的深度。比如他写到著名的塘栖枇杷，说在船里吃枇杷是一件快适的事。吃枇杷要剥皮，要出核，把手弄脏，把桌子弄脏。吃好之后必须收拾桌子，洗手，实在麻烦。船里吃枇杷就没有这种麻烦。靠在船窗口吃，皮和核都丢在河里，吃好之后在河里洗手。又写坐船逢天雨，在别处是不快的，在塘栖却别有趣味，因为岸上“淋不着”，绝不妨碍你上岸，有一种诗趣。因而使人联想起古人歌颂江南的佳句：“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称江南佳丽地，塘栖是代表。说他谢绝二十世纪的文明产物火车，不惜工本地坐客船去杭州，实在并非顽固。

    林斤澜先生说，他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地读《塘栖》，不知读了多少遍，已读得口齿生香。……

    难得这位老作家如此欣赏我父亲在晨曦中昏暗的灯光下写出的这篇文章。

    １９７１年，爸爸还翻译了由日本汤次了荣加以阐述的《大乘起信论新释》。在“文革”时期译这本书，比起译三个物语来，可谓“背时”。但这也是缘分所在。抄家时，日文书都没有抄走。如果造反派知道这是一本佛教书，一定不会给爸爸留下来。可是他们哪里懂什么“大乘”，或许还以为是一本数学书呢。

    爸爸译毕后，还写了一篇序。全文如下：

    译者小序

    大乘起信论乃学习大乘佛教之启蒙书。古来佛教徒藉此启蒙而归依三宝者甚多。但文理深奥，一般人不易尽解。日本佛学家汤次了荣氏有鉴于此，将此书逐段译为近代文，又详加解说，对读者助益甚多。今将日文书译为中文本，以广流传，亦宏法之一助也。译者搁笔后附记，时一九六六年初夏。

    这短短几行文字末了的“一九六六年初夏”这日期，用心良苦。有一天我起得早了点，看见爸爸似乎在结束那译稿，我就问他：

    “爸爸，你译出这本书来打算怎么样？”“今后有便人时带交广洽法师保存。”

    “唉，你还要让人带出去！新加坡还有谁会在这个时候到中国来！”

    “我包好了放着，将来总会有人来的。”

    爸爸对“将来”信心十足。

    “广洽法师收到了这部译着，很有可能在新加坡出版。这件事让国内知道，你又多了一条罪状。”

    我说着，随手拿起一页纸来，就是这篇“译者小序”。最后的日期还没写上。

    “一吟，我正要和你商量。我想把日期写早一点。”

    我心中暗喜：爸爸的“觉悟”总算提高了。我们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提早５年，写成“１９６６年初夏”。那时虽已开始“文革”，但爸爸已搁笔，可见是“文革”以前译的。用心良苦啊！在译者的署名上，爸爸也避免用真名而用了“中国无名氏译”。

    宏法的事，自有人暗中相助。１９７３年，从新加坡来了一位叫周颖南的先生，是企业家兼作家。他竟敢大胆地到日月楼来访问，而且替爸爸拍下了他平生唯一的两张彩色照片。有这么好的机会，爸爸连忙把那包封了两年的译稿托他带交广洽法师。两张照片中有一张就是爸爸拿着那包译稿。

    译稿带到新加坡，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的用心良苦，法师根本不能领会；中国无名氏译，也被从另一角度来阐释。

    首先，法师没有把译文的手迹改为铅字，而是手迹影印。这样一来，熟悉丰体字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谁译的了。他在跋语中干脆点明了译者的名字。跋语大意如下：

    马鸣菩萨造大乘起信论，自梁武帝时，真谛及实叉难陀二尊者译成华文，流传东土。各家注疏，极为繁赜。……晚近日本汤次了荣教授，复有大乘起信论新释行世。内容分为和译、字译、要译、详译四段。运用浅显流利之现代语词，使学者易于揣摩领悟。……吾友丰子恺居士于数年前，更由日文译为华文，苦心孤诣，慧思不竭，积月累功，以竟于成。而自署译者为“无名氏”，意乃体佛无我大悲之心、原空四相者也。……今年春适有星洲友人观光故国，赴沪访晤，丰居士遂将其全部译稿托其转赠于余，告之曰：“藉此欲以纪念是年师与我二人合得一百五十岁之世寿矣！”居士长余两岁，精神矫健，如松鹤之清姿，以书画自娱晚景，余展颂译卷，都二百五十七页，字字珍重，句句珠玑……老而弥笃。……遂决定影印，保留译者之手迹，且免校雠舛误之虞。初版印贰千部……余知子恺居士自幼受弘一大师之熏陶最深，高超志行，诚挚度人，不为时空之所限。其选译斯论，以为今后衽席群生共趋真正永久安乐之境界，盖有深远之理想存焉。

    缘缘堂制五百格稿纸在每页上都印出。由此计算，《大乘起信论新释》一书，共计１２８５００字。加上《竹取》、《伊势》、《落洼》三物语共２０２０００字。也就是说，爸爸在病中一共译了３３０５００字。

    但爸爸还不肯罢休。家中已无外文书可译。１９７４年１月他竟把夏目漱石的《旅宿》重译了一遍。《旅宿》的日文原名《草枕》。１９５８年６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夏目漱石选集（第二卷）》一书中有两篇译文：《哥儿》和《旅宿》。《哥儿》是爸爸的朋友开西（即浙江海宁的世纪老人章克标先生）所译；《旅宿》就是爸爸译的。他太喜欢这篇文章了，所以把它重译了一遍。译毕后，他在译稿第一页右下端写了如下一段话：

    夏目漱石旅宿，十余年前译成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今重译一遍，各有短长。此稿交治均保留纪念。一九七五年元旦子恺记（图章）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翻译家戈宝权先生访问我家，特地来慰问我母亲。在聊天时，他劝我趁母亲健在时，请她回忆一些父亲的情况。我那时还没有想到要做一个专职的“丰研”工作者，但我还是按戈先生的关照去做了。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确实有点帮助。我也请戈宝权先生有空时写些回忆我爸爸的文章。可他实在太忙了。终于没写成，遗憾！那天我还问起了他关于夏目漱石《草枕》的译本。他回北京后，给我来了一封信，把《草枕》的译本详细排列出来：第一个译本是１９２９年上海真善美书店出版的崔万秋所译；第二个译本是１９３０年上海美丽书店出版的郭沫若所译；第三个译本是１９４２年伪满时期出版的李君猛所译；第四个译本就是１９５８年爸爸译的。那么，１９７４年的新译稿该是第五个了。但据戈先生信上说，郭沫若其实从未译过《草枕》，那是投机商利用崔万秋的译本重印而擅自改变译者名为郭沫若的。他说李君猛的译本基本上也是照抄崔万秋译本的。这样看来，自１９２９年的译本以后，实际上就只有爸爸１９５８年的译本和１９７４年１月的新译稿了。

    爸爸的“地下工作”成果多么丰富！他真是一个永远闲不住的人！

    这段时期，登门拜访爸爸的人也不少。早就认识的故乡的于梦全先生（爸爸幼时的塾师于云芝是他的叔祖），时时来上海访问，送一些爸爸喜欢吃的豆制品之类。有一回，他送来我祖父丰鐄亲笔书写的自作“竹枝词”扇子一把，爸爸惊讶地观赏，连连赞叹“难得难得”。后来华瞻哥看见也喜欢，便要了去。

    还有一位素不相识的在上海“沈大成”点心店当厨的卢永高先生，千方百计找到我们家来访问爸爸，以后一直关心我们一家的生活起居。

    千呼万唤始出来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３０日，“审查”结论总算出来了。但并未带给我们预想的喜悦。原因是：它来得太晚太晚了！而且并不理想。审查结论是“不戴反动学术权威帽子，酌情发给生活费。”不戴“帽子”，应该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却为何又像对待反革命分子（敌我矛盾）一样只发给生活费１２０元，而不恢复原薪２２０元。生活费虽然比受审查期间的六十元多了（他们算是上门实际调查了生活用费），但这种莫名其妙的结论让人一头雾水。问了画院的领导，他们也无法解释。我看“文革”搞到这步田地，大概弄僵了。如一切都恢复原样，岂不说明他们搞了爸爸六年半是搞错了芽选这才定下了这么个不三不四难以自圆其说的结论。

    爸爸盼望早点“解放”，从１９６８年年中给新枚的信中，一直盼到１９７２年年底。他盼了四年半，却盼到这样一个结论！

    第 39 章

    恋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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