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章
长征——山水狂飙 作者:伍近先
正文 第 9 章
长征——山水狂飙 作者:伍近先
第 9 章
１月７日凌晨，红军完全占领了遵义城。天亮时刻，刘伯承和聂荣臻进入城区。他们看到刚跟进的红４团正在准备宿营，刘伯承给聂荣臻说：“不成啊，聂政委同志，４团不能停下来，逃敌几个团正在去娄山关的路上，机会不错，也正符合我们原来的设想，要让４团追击上去，歼灭逃敌。”聂荣臻说：“完全正确。只有消灭这股敌人，控制娄山关，才能保障遵义的安全。”聂荣臻当即找到耿飙和杨成武，说：“你们啦，强渡乌江立了大功，打这遵义，６团搞得也不错。但昨天晚上，最辛苦的还是６团。这一来，下面的辛苦又轮到你们了。你们不能在这里停下来，连早饭也不要在这里吃了，到路上吃干粮去吧。继续前进，向娄山关追击逃敌！”
耿飙和杨成武当即承命。４团立即吹响了集合号，不到一刻钟，全团便跑步上了去娄山关的大路。
林彪指挥的１军团和３军团的一部，直上娄山关，第二天便歼敌两个团；接着前出打下了桐梓和松坎两座县城，又歼敌两个团。侯之担的部队基本上就这么解决了。
１月９日下午，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遵义城里，党的地下工作很活跃。这天，山城阳光灿烂，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涌上街头，挥着彩旗，燃放鞭炮，欢迎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入城。一时间，只见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骑着大马踏上了丰乐桥，群众顿时一片欢腾……
周恩来在马上说：“这比老根据地还热闹嘛！”
毛泽东随口念了句旧作：“风景这边独好。”
且说侯之担得知林秀生丢了乌江江防，使红军渡过了乌江，气得不行，正在大骂林秀生：“无能！在别处倒也罢了，有那么一条江都守不住，一两个团不见了，还有脸进遵义城么？我要军法……”正骂着，副官报告，红军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团溪镇。侯之担顿时脸色发白，再要骂林秀生骂不下去了。自个在心里说自己：“你说林秀生不该逃回遵义，红军兵临遵义城下，你走不走呀？”军阀几十年的侯之担，自然知道遵义是红军的主要目标，料难守住。他斥退林秀生：“从速收集残部，待命再战！”林秀生走后，他把一帮亲信随从叫到跟前，说：“情况这个样子，本指挥部也该后移才是，你们看，移到哪里为好？”军阀部队中的副官也不无明智者，有的说：“司令，共匪胆敢攻占遵义，足见其野心不小，他们是看上整个黔北，看上整个川黔边了。共匪历来喜欢这个边那个边的。所以，侯指后撤的问题，还得有长远考虑才是。”侯之担说：“到娄山关行了吧？”副官说：“不行，娄山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共匪要盘据遵义，不可能不要娄山关。”侯之担说：“照你说，该后撤到哪里为好？”副官说：“要我说，整个黔北地区都不保险，难以久留。”侯之担一听火了，叫道：“你，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照你这样说，我们全完了？只好到四川去讨口子了？”副官说：“司令，你先别动这么大的火。我们当副官的，全是为司令着想的。一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再说不以成败论英雄。我看，第一步还是先回老家桐梓，下一步嘛，借四川一块地盘落个脚，也不是不可能的，不是不可以的。”侯之担像瘫了似的，戎马一生，他还没有作过这么大的难。他说：“好吧，今晚就动身，回桐梓。听着，不是告老还乡，是把我的指挥部转移到桐梓去！”
侯之担撇下他在遵义、娄山关的５个团，连怎么防、怎么守、怎么逃都没有交待，便私自连夜逃往桐梓。到桐梓的第二天，便得悉遵义失守的消息。“看来，桐梓也不保险了……”他再次同他的亲信随从密商“怎么办”的问题。他说：“两个办法：一个是绕道去贵阳，阶前请罪；一个是去四川，避过风头，来日再起。去四川是不是为时尚早呀？”还是那个较为明智的副官，说：“去贵阳已经不是办法了。王军长能饶过我们吗？即使他一个军长不能对副军座‘军法从事’，可中央军薛岳在贵阳，他能不挟天子以令诸侯？再说，王家烈多年就是想吃掉我们的。这次堵剿共匪，从乌江到遵义，他按兵不动，追兵都不见一个，这是为什么？他是要借共党之手搞掉我们！总之，去贵阳，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有我们的出头之日。”正说着，又有人报告：“共匪正向娄山关前进，我两个团已被包围……”侯之担两眼直了，一会说：“看，看来，只有去重庆了……”另一个副官说：“司令好主意！王家烈一再电请中央军入黔，还不是要投靠老蒋？他投得，我们为什么投不得？他在贵阳投，我们到重庆投。重庆有老蒋的一个参谋团。副军座，本省局势已经明摆着，没有靠山，靠山不硬，往后是很难对付王家烈的。”候之担频频点头，说：“对，就这么定了。不过，我们总不能这么一付落荒而逃的样子跑到重庆去吧？我们也是辛辛苦苦地打了些仗的，也得有个说法，有个交待。对，秦副官，起草一个电报，通电式的，布告各方军界，我侯之担也是浴血奋战，积极剿共的！”
于是，经一番斟酌，便有侯之担的如下一篇奇文：
共匪朱、毛西窜，自上月由湘入黔，此剿彼窜，狼奔豕突，直趋乌江。担奉命总领后备军，率教导师全部沿乌江３００余里扼防，构筑堰固工事，严阵以待。匪于一日抵江来犯，担部沉着应战，防制该匪于南岸，俾追剿各部易于成功，该匪竟猛攻３昼夜，片刻未断，各渡均以机炮集中轰击，强渡数十次，均经击退，毙匪、溺匪约三四千名，浮溺满江。
冬午，匪忽增至二三万之众，拼命强渡。担仰体钧座埋头苦干之训诲，督各部死力抵抗，务祁追剿各
军一致备击。无如众寡不敌，我林旅守老渡口、岩门之１５团，被该匪机炮灭净。匪于冬日午后５时，突过乌江，不得已收集各部退守湄谭龙岩一带，死
守待援，以图反攻。该匪渡江后，节节进攻，连日激战肉搏，担部虽伤亡过重，仍以孤军固守遵义。至虞晚，匪以大部攻城，卒以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不得不暂率所部北进于娄山关及长岗山之线待援。现
匪之主力在遵、湄等处。担部正整顿补充中。查共匪为全国公敌，此间军民等早已具杀敌决心，山河
可残，壮志不磨。谨电告明，伏乞睿察，并请中央早颁圈剿明令，期于一致进行，以达早日歼灭之效。
果然通电一般，侯之担把这份颠倒黑白、假报军情、邀功委过的电报，加急发给了南京的林森、汪精卫、蒋介石、何应钦，以及各地军事首要张学良、何成浚、何键、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刘湘、龙云、王家烈等，其中“特急”的一份是拍发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的。电报发出的第二天，侯之担便带随从奔了重庆。
侯之担到重庆一见贺国光，便照“通电”的调子诉说了一番。贺国光说：“老兄既然来了，也就不必走了。”侯之担开初还以为是对他的宽慰和关照，待到把他送进一家独门独院，并有一个班在门口看守，第二天又看到了贺国光发给蒋介石的电报，电报说：“查侯之担迭失要隘，竟敢潜来渝城，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核办。该部善后事宜，已由刘总司令湘负责处理。”侯之担才知道自己已经入了牢笼。
消息传到桐梓，桐梓便有民谣说：
侯之担，侯之担，
飞了鸡，打了蛋。
第九回 王稼祥力促遵义会 周恩来举荐成大功
第九回 王稼祥力促遵义会 周恩来举荐成大功
话说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城区以后，全军上下，欢欢腾腾。红军从诞生的那天起，还不曾在遵义这样的中等城市落过脚。战士们纷纷走上街头，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红军总部还在城南广场上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朱德、毛泽东亲自到会讲了话。连日里，成立了遵义革命委员会，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工人武装纠察队也组织起来了。遵义城里，一派“瑞金景象”。
其时，敌情也有了很大的缓和。驻湖南邵阳的何键，仍为“追剿军”总司令，但他率领２０个团到常德地区同２、６军团作战去了。四川刘湘的部队在川南长江一线，一时搞不清虚实，不敢轻易入黔。广西的桂军调了一个师进驻黔南都匀地区，不再北进。白崇禧在桂林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的舞会上，私下里对人说：“有薛兵团１０万大军入黔对付共匪３万之众，料必足矣，桂军只须敲敲边鼓可也。”就是这个薛兵团，红军当面主要之敌，此时也驻扎贵阳地区，不敢轻进。１月５日，薛岳致电蒋介石，请求在贵阳整饬军备，说是“共匪窜集黔北，即就桐梓、遵义地区暂事喘息，抑或转窜川南，尚须待证。谨就管见所及，窃为嗣后进剿策划，有待川、滇、黔军协力之需求，尤以重庆、桐梓、遵义、贵阳交通之掌握，与本路军所依托贵阳策源地之整备实力为急务；否则大军再事远涉，后方联络线日益伸展，恐功亏一篑，遗无穷忧虑……”云云。
由于敌情的缓和，又有前几次会议（通道、黎平、猴场）的基础，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审查黎平会议决议是否有当，时机已经成熟。但是，议案一提出，便有着开与不开的斗争。开会的议案最早是王稼祥提出来的。他首先找到张闻天，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一些看法，说：“该开会解决问题了，不能再拖了。”张闻天满口赞成，说：“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是个时机。”王稼祥回头又找毛泽东，说：“既然要开会，你就得把你的主张都端出来啊？”毛泽东说：
“我嘛，老一套而已。不过，讲还是要讲一讲的。”
王稼祥虽说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却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党内军内都是有说话的地位和条件的。他把问题提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连说“好，好，好”。周恩来是“三人团”成员，实际上他比谁都深刻地认识到，现在的中央“三人团”，无论在理论修养上，策略水平上，领导能力上，还是在组成方式上，都不足以领导中国革命到达胜利的彼岸；宁都会议以后，完全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此，尽快召开一个有规模的会议，充分深入地总结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工作，及早克服当前中央领导的某种怪异状态，是他求之不得的。他赞同尽快开会，也还有他个人的一个直接因素：他这个“三人团”成员，目前处境艰难，博古、李德不吭声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又不能最后决策，他唱了个什么角色？说不清楚，也很不是滋味。
要开会，还得征得博古的同意。周恩来估计，博古是不一定赞成开这个会的。他找到博古说：“博古同志，根据黎平会议决议，我们还要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现在有时间了，其他同志也有这个要求，你看是不是就抓紧开了，再拖下去不好，于今后的事情不好办。”果然，博古说：“还要开什么会呀，不是接连开了好几个会，问题都解决了么？列宁同志是反对‘开会迷’的。”周恩来再次斡旋，说：“会是开过几次了，但都比较零碎，是不是更集中一点，充分地总结一下，求得认识上更加明晰一些。”博古说：“什么零碎呀，一桩桩，一件件，不是都照他们说的办了么？他们说不去湘鄂西，我们就不去湘鄂西；他们说要过乌江，我们就过乌江；他们说到黔北来搞根据地，我们也就到这边来了。很好了嘛。”周恩来说：“像你这样的说法，正好说明我们在指导思想上的分歧并没有真正解决。分歧始于江西呀，博古同志，我们需要就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这是一种负责的表现。”周恩来的后一句话比较重了。他本来还想重一点的，他怕博古受不了，又变了变口气说：“当然，我说的负责，指的是我们‘三人团’。”博古沉默了片刻，说：“恩来同志，关于‘三人团’，我看，我们就不必自作多情了。你恐怕不会不知道吧，已经有人在说，要开个会，把我们轰下台。如果是这样，我倒是赞同开这个会的。因为，恩来同志，我是怎么上台的，你是知道的，我可不是自己要上台的，我知道我的经验不足。”周恩来说：“个人的得失就放到后面去吧。要说起责任来，我的责任还小么？”就这样，博古勉勉强强同意开会。
应当说，把会议提到日程上来，开始会议的准备工作，是周恩来的事。周恩来回头又找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交谈，征求怎样把会开好的意见。他在找毛泽东交谈时，在说了他对会议的一些想法之后，说到了博古对开会的勉强态度，也说到了他自己的一些心情。他说：“泽东同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准备通过会议的总结，请求中央解除我在党内军内的职务。”毛泽东好久没吭声，只是轻轻地笑了笑。周恩来说：“这并非戏言。”毛泽东这才说：“恩来同志呀，你赞成开这个会，操心这个会，是很好的。这个会当然是应该开的，非开不可的。但是，你们是这么一种情绪，这么一个精神状态，这个会还怎么开呀？倒好像是他博古的气比我们的气还大了，这不合适吧？你们这些读洋书的，真还有点特别。一会是一省数省的胜利，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一会又是不干了，撂挑子。唔，你讲的这些，倒也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会到底怎么个开法，开到什么程度为好，是得有所考虑才是。”周恩来说：“你说的对，包括我在内，确有这么一种心情，有些患得患失。但是，泽东同志，请相信我，我能够做到把个人的得失放到后边去。革命为重，错了就改。”他停了停又道：“泽东同志，你刚才说的会议到底开到什么程度为好，倒是抓住了我心目中还没有怎么成形的问题。怎么样，谈谈你的想法吧。”毛泽东说：“你刚才讲的会议的主题，我听了还不怎么明确，似乎不够集中，请再说说看。”周恩来说：“主要是军事问题，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但也不能不涉及其他问题，比如政治路线问题，党的领导问题，以及一些干部处理不当的问题，等等。”毛泽东想了想，说：“恩来同志，我的意见，大敌当前，现炒现卖，只谈军事问题，就是你说的，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不谈其他，或者叫作基本上不谈其他。至于会议的开法嘛，当然还是要请博古同志主持。同时，为使大家发言有个中心，博古和你得起个头喽，是不是？”听了毛泽东的这几句话，周恩来的眼睛里有了闪光，说：“泽东同志，有你这几句话，我对开好这次会议也就有信心了。好吧，我再去给其他的同志通通气，作一点开会的准备。”
就在周恩来找人预告会议内容和开法的时候，凯丰（何克全）得知消息，也活跃起来了。他首先找到博古说：“现在不宜开这个会呀同志！他们是趁着进贵州、过乌江、占遵义这么一个形势，朝中央要民主，要权力的！他们到底会要开到什么程度，是难得说的。什么只谈军事问题，不可能。你要振作一些才好。”凯丰同博古同岁，一路去的莫斯科，又一路从莫斯科回国的。在２８个布尔什维克当中，他是又一种类型的布尔什维克。理论上浅薄，又心术不正。打从回国进到中央苏区，他就没少琢磨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力。王明当初安排他做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共青团中央的工作，他为此还闹过一阵情绪。此后，他一直把自己的命运同博古联在一起，热衷于宗派。说到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他害怕的不是什么军事上的成败是非问题，他害怕的是博古被轰下台。博古一下台，他的团中央书记也就到顶了，甚至不保险了。他接着进一步提醒博古：“问题还不在毛泽东几个人，王稼祥、张闻天也在跟着他们跑。斯大林同志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博古的心情早已有些颓唐，他已无心阻止开会，他扬扬手说：“算了算了，不要讲什么堡垒了，四中全会就有人在讲教条宗派；也不要讲不要开这个会，已经挡不了了。现在，需要有所准备的是，到底怎样看待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到底是敌人的强大，还是指挥上的问题？巴黎公社失败了，德国革命失败了，马克思是怎么评价的？列宁同志又是怎么说的？不能说是失败了就是错误，何况我们并没有失败。我相信，总会有几个懂一点真正的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凯丰一听，茫然好久，说：“说的对，他们连胜败乃兵家常事都不懂的。我也找人交谈交谈。”
凯丰压着指头数，结果找到了聂荣臻，也许是看上聂荣臻当年也在莫斯科上过东方大学。他三番两次找聂荣臻，一谈就是半天，聂荣臻给他讲了不少“中国的仗不能像外国那么打法”的道理，他听不进去，坚持要聂荣臻在会议期间支持博古。聂荣臻火了，说：“你听不进我的，我也听不进你的。我明确地告诉你，我从来没有支持过博古把什么都交给李德，我是支持毛泽东的！”
经过连夜的交谈和准备，政治局扩大会议终于开始了。
中央和中央军委负责人都住在城中心柏辉章（黔军师长）的公馆里，这里是红军的总司令部，会议就在公馆的二楼上开。有趣的是，博古和李德已经不住在总部，他们住在城边的一家地主大院里。周恩来曾经过问此事，总部管总务的同志回答说：“他们一路都喜欢在一起，就让他们在一起吧。”
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朱德，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先以《红星报》主编的身份列席会议，后以党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列席会议，伍修权到会作翻译。会议由博古主持。第一天的会议，博古作主报告——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周恩来作副报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博古的主报告承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但拒不检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就根本谈不上总结出什么经验教训来。
第一次会议开得懒洋洋的，第二次会议进入大会发言，气氛一下子便绷紧了。彭德怀打头炮，矛头直指博古的主报告。他说：“主报告承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还不错，恐怕也就是这一点不错。但是，不是叫作总结吗？教训是什么？为什么失败了？主报告说是敌人太强大，根据地太落后。请问，哪里的革命不是有强大的敌人？哪里不是穷得太落后才革命的？没有说到点子上嘛。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指挥上的错误，你们的作战指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图上作业的战术家，短促突击，不能集中兵力，哪有不打败仗的！西进突围，搬家逃跑，行动迟缓，在湘江受到那样大的损失，这个责任完全要由中央来负，由‘三人团’来负！”
李德单独坐在靠门口的木椅上，前一天听了博古的主报告，就曾想，只要博古的报告能够通过，他也就不再吭声，完全做个旁听的列席者。此刻听伍修权译说了彭德怀的发言，急性子的日耳曼人坐不住了。在红军指挥员中，李德最不满意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刘伯承，一个就是这个彭德怀。在江西时，刘伯承曾经骂过他是“帝国主义分子作风！”他把刘伯承的总参谋长撤了。彭德怀说他是“崽卖爷田不心疼”，他把彭德怀的军委副主席勾了。此刻见彭德怀把矛头指向了他，他叽里呱啦反驳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完全在于敌人过于强大；短促突击的战术之所以没有取胜，完全是由于前方指挥员执行上发生偏差！”
这可是火上加油了。洛甫发言，据理凭实，尖锐地批评了主报告拒不检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和教训。朱德、王稼祥、聂荣臻、陈云、李卓然，全都开了火。朱德说：“华夫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命令红军打阵地战，结果丢掉了苏区，牺牲了那么多同志！转移时又是仓皇逃跑，以致损失惨重，这当然是指挥上的责任，中央的责任！再要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了！”聂荣臻说：“想起湘江战役，简直是一场恶梦！我很同意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失败的原因不能找到蒋介石那里去，要在自己身上找！“王稼祥说：“我很同意上边几位同志的意见。我再重复一句：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三人团’要重新考虑。”陈云说：“过湘江的历史不能再重演！博古同志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再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三人团’无疑要作些改变。”
刘少奇到苏区以后还是主管白区工作。会前洛甫给他打过招呼，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军事问题，他本不想说话的。但此刻听了一些同志的发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苏区的丢失，同白区工作这几年损失十之有九，在路线上完全是一回事嘛！他也激动和气愤起来，说：“四中全会以后，白区工作也犯了‘左’的严重错误，导致职工运动和党组织的瓦解，特别是五中全会以后，白区和苏区的路线是否正确，要求中央作出全面的检讨和改正。”
博古开始还能坐得住。不管怎么说，牺牲了那么多的人，是令人痛心的。但此刻听刘少奇把白区工作的损失也拉了上来，并提出了整个路线的是非问题，他觉得这有些太过分了。他脑子里有个“整个路线是同国际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他推推眼镜，侃侃说道：“我不能同意少奇同志对中央路线的指责。四中全会以来，在国际的帮助和历次重要指示下，我们克服了罗章龙右倾分裂的危险，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建立了苏区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有了３０万铁的红军……如此等等，怎么能说是整个路线有问题？怎么能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就抹杀全党奋斗的功绩？这种论调与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的言论有何区别？”
凯丰跟着吼道：“否定四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只能是机会主义！”
“这是拿别人的胭脂往自己脸上擦！”刘少奇起身反驳道：“井冈山的斗争，到第四次反‘围剿’，是取得很大的成绩，那是因为临时中央还在上海！”刘少奇的嗓音因气愤而有些发颤：“白区工作却是由于有临时中央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已经到了两手空空的地步……”
王稼祥补了一句，“苏区工作要好一点，只空了一只手。”
会议陷入僵局。毛泽东见势不妙，插进来作了近一个小时的长篇发言。他说：“我是赞成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军事问题的，就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指挥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别讲空了一只手，两只手，你就是七只手八只手，也得空！军事上为什么空了一只手？主报告强调的是敌人的强大，我们不可能战胜敌人。在中国，革命的敌人强大不强大？当然是强大的，这甚至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特点。问题在于引出一个什么结论来。是引出国内革命战争的长期性来呢，还是引出革命的失败论来？在我们党内，有的人在理论上就是不那么一以贯之，他们时而看不见敌人的强大，进攻时打阵地战，攻坚战，同敌人拼消耗，冒险主义，说什么一省数省的胜利就如何如何；时而呢，又是敌人太过于强大，不可战胜。他们在这两方面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愿意从主观上来找找原因，还以巴黎公社为据，说失败了也是正确的。这是很糟糕的事情。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强大的，但中国革命的胜利又是可能的，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敌人内部不统一，有一些空子可钻，有许多的薄弱环节，这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又一个特点。有的同志也看不到这一点，于是便有军事上的单纯防御，指挥上的平均主义，即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没法子，只好来个匆忙大搬家，逃跑主义。不要以为冒险主义同保守主义是不相容的，也不要以为保守主义同逃跑主义是不相容的。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解决这个战略问题，我们是什么错误都可能犯的。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加上不了解中国的其他一些国情，战役和战术指挥上是一定要犯错误的。博古同志的报告避而不讲主观指挥上的错误，我以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掩盖错误，还叫什么总结呀，是不是还要继续去发展已经犯过的错误呀？我还想讲一点，我在行军途中同稼祥同志谈过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有的同志可能认为，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岂不就不是百分之百了，参了中国的东西了。是呀，你是在中国干这个事情，要求马克思把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条一款都讲得清清楚楚，我们自己完全用不着去研究中国的实际，完全不需要提供中国的一点东西，这可能吗？列宁是这样解决俄国革命问题的吗？这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我所以讲到这一点，是因为这同解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密切相关的……”
王稼祥立即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说：“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问题在于战略思想不对头，战术思想更是一团糟。我只觉得，毛泽东同志说的，对在座有的同志也许生疏了一点。要是觉得生疏，是不是就不要管那么多的事了，下去好好读点书，挑子里好像还有几本ＡＢc。当然，最主要的是要好好思考，眼睛里要有中国。”
周恩来接着发言。他说：“同志们，对于博古同志的报告，我和大家的认识一样，也认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的抵抗力不能同敌人相比，这是事实。由于中央指挥上的错误，使得我们接连失败，也是事实。面对优势敌军，采取正面阵地战，红军是很难取胜的。我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中央所犯错误的批评。我作为‘三人团’的成员，我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我认为，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代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我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让过去在战争中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击退敌人的进攻，使苏区有过很大发展的同志来接替，我决心把军事指挥权交还给党。我这里建议，毛泽东同志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和指挥岗位上来！”
会议顿时骚动起来。朱德、刘伯承和各军团指挥员连声表示赞同。洛甫说：“毛泽东同志不只是要回到红军的指挥岗位上，政治局的分工也应作出相应的安排。”
骚动中，博古似乎有些思想准备，他表现得颇为镇静，凯丰却是坐立不安，他脸色发白，眼睛发红，一会看看博古，一会又看看坐在门口闷头抽烟的李德。
经过第三次会议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了几项重要决定：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党内决定军事问题的帮助者；洛甫负责起草会议决议，主要是归纳整理会议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和毛泽东阐明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战略，以及重组党的领导核心问题。
凯丰一直不服，他不仅在会上表示“保留意见”，会后还对博古说：“对所谓错误路线的批判，我是接受不了的，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当博古表示“局势已定，中央的挑子还是要交出去”以后，他还当着毛泽东的面斥责道：“你懂什么马列主义呀？你顶多就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以一种“不与小人论道”的口气说：“你要是连《孙子兵法》都没有读过的，就自己去读吧，我是不会再给你讲孙子兵法的。”
第 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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