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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 作者:陈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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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军事行动的过程实在是瞬息万变,其结果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当景思立兵败之初,由于吐蕃兵势再度兴起,数千里外的庙堂中便蒙上一派悲观情绪,许多文臣建议干脆放弃熙、河地区,收缩兵力退保原来的防线。天子为此忧心忡忡,寝食不安,多次派宦官持诏书赶往西线,指令王韶为了保住熙州,可以持重不战。但王经略使却不为所动,没有采取被动、死守的方式应战,依旧是运用主动灵活的运动战法迎敌,不仅扭转了失利局面,更进一步扩大了战果。因此,当战役结束后,神宗皇帝对王韶给予高度评价,并特意派人给他带去了这样的谕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以说,当朝天子的这一表态,恰与先帝们实行阵图、监军一类控制将帅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到熙宁七年大败吐蕃诸部并招降木征后,王韶在西陲的拓疆活动达到了顶点,熙河路不仅巩固下来,其疆域更向西得到扩张。至此,他也走到了人生的最辉煌时光。
要说王韶是宋代历史上最善用兵、也最具胆魄的文臣统帅,是毋庸置疑的,其军事才能足以与以往历代那些良将相媲美,甚至如杨业、狄青等本朝名将与他相比,也似乎略显失色。王安石曾专门题写《次韵王禹玉平戎庆捷》的诗篇,赞扬了王韶的赫赫功业:
熙河形势压西陲,不觉连营列汉旗。
天子坐筹星两两,将军归佩印累累。
称觞别殿传新曲,衔璧宁王按旧仪。
江汉一篇犹未美,周宣方事伐淮夷。
作为大政治家王安石不吝笔墨,在诗里既写到了西北异常的严峻形势,也写出王韶挥师出征、排兵布阵和凯歌奏捷的非凡事迹,最后表彰了他为朝廷宣威西陲的巨大贡献,并将此与周宣王时代讨伐淮夷的战绩相类比。真是大将荣归,身佩累累印信,令人景仰。
错位角色
自古政坛讲究论功行赏,但凡睿智明君大都遵循。熙宁七年的年底,王韶奉诏调入京师,出任枢密副使,也就是国家最高军政机关枢密院的副首脑,这当然属于论功行赏原则的体现。在本朝历史上,以军功出身背景攀升至执政大臣的情况并不多见,此前只有狄青等有限的几位。除此之外,王韶还拥有礼部侍郎兼观文殿学士的显赫头衔,这些在外人眼里,确是春风得意。
算起来,从上书议论边事到此为止,前后不过七年的时间,王韶便从一名离职小官跻身将相之列,将原本排在前头的众多朝臣远远甩在了身后,可说是步入了其从政的顶峰。这一年,他大约45岁,仍是大有可为的年龄。
王韶步入枢密院之初,因为一身的辉煌战绩,还是深得皇帝的眷顾,他办公的衙署虽与皇宫有数百米之遥,但他感觉与天子的距离仿佛近在咫尺。来年的四月上旬,他加封开国侯爵位,祖上三代也获得追封官爵的荣耀。仅仅十余天后,他又获得封妻荫子的好处,其母被宣召进宫,受到九五之尊的接见,老人家当时就被册封为嘉泰郡夫人,他的两个儿子也得到加官的赏赐,连他的儿媳、弟媳与侄媳几位女眷都因此沾光,每人获得一顶金冠及一袭彩缎披风,真是皇恩浩荡,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然而,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风光无限背后往往隐藏着阴云密布。要说升迁显达的结果,未必皆是喜事,要看位置是否合适,要看环境氛围及人际关系如何,若有一个环节出了差池的话,当事人就会遭遇麻烦,面临尴尬以至于倒霉的结局。遗憾的是,王韶这位擅长用兵打仗的军事家进入枢密院后,就发现朝堂绝对不同于战场,自己的聪明才智很难派上用场,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困惑随之而来。
多年以来,本朝庙堂上养成的风气是,体现一位大臣才能和价值的主要标志,是理论学养的高低,讨论国事要引经据典,还得保持风度,所谓坐而论道。因此,一个实干家,尤其是军事实干家,通常便受到歧视。当然,谙熟官场门道也至关重要,要能妥当处理上下关系,不仅要赢得帝王的欢心,同时还要善于与同僚交往,该让步时要忍让,该角力时也不能手软,长袖善舞、拉帮结派、纵横捭阖、尔虞我诈之类的手段,一样都不能少,即使是专责军政的枢密院长官也不能超脱免俗。可在这些方面,王韶显然缺乏历练,骤然从军令如山的营门踏入错综复杂的朝堂,政治风浪权力旋涡此起彼伏,都令他目不暇接。可以说,他是一位纵横驰骋疆场的杰出战地统帅,而不是一位满腹经纶、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于是角色出现错位,高明的军事家沦为笨拙的政治实习生,一段时间后他头顶的光环自然渐渐消退。
王韶能取得战场上的巨大成功,与神宗皇帝的信任分不开,他之所以出任枢密副使,也是因为天子对其战绩的欣赏,这是以用兵收益为轴形成的交换关系。一旦这种纽带断裂,他便难逃失宠的结果。遗憾的是,王韶入朝后就失去独立用兵的机会,因为庙堂远离战场,而重大军事决策由天子与中书和枢密院的诸位大臣会商,涉及的范围又相当广泛,他说多了,易招致他人的猜忌,说少了或说偏了,也会引起君臣的不满,特别是几位文臣出身的顶头上司多少都对他有些压制,遂令他的才华难以显示,就此逐渐疏远了与天庭的关系。更令他想不到的是,自己与王安石之间也产生了距离,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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