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蒋师傅经常提着大包小包往足浴店跑，有啥好吃的、好用的，都给小芳留了一份。
    几个月后，小芳突然决定回老家，蒋师傅心灰意冷。
    十一月初，蒋师傅要做脂肪瘤切除的小手术。
    但术前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告诉他“hiv抗体阳性”。
    “我怎么可能得这种病？”
    蒋师傅一开始难以置信，不愿再回想起和小芳的经历。
    在医生的开导下，蒋师傅慢慢接受现实，调整心态，开始服药。
    今年六十五岁的陈大妈，是一位退休女教师，退休之后日子过得还算清闲，偶尔会帮着儿子带带孙子，闲下来的时候就会和昔日好友聊天打麻将。
    不过陈大妈一直都是处于独居的状态，儿子很少回家，最多也是打电话慰问。
    在家的陈大妈经常感觉到无聊，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不甘心。
    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和老姐妹喜欢上了跳舞，通过跳舞结交了不少朋友。
    其中还和一位拉二胡的长得比较儒雅的老罗有过一段如胶似漆的性爱。
    前段时间陈大妈发现自己身体有些不舒服，到医院检查之后，才发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自从我的家人知道我得了艾滋病，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孙子。”
    六十一岁的吴大胜对安朵谈到过去时充满了悔恨。
    对于老年艾滋病患者来说，他们在得到诊断的那一刻不再是“好人”。
    在许多人的传统观念中，这种“肮脏的疾病”是可耻的。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疾病，如何预防，或者艾滋病的后果。”
    这是安朵看到的大多数老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面临的困境。
    性需求和孤独感交织在一起，这是老年人无法形容的焦虑。
    二0一五年，普宁全市报告了三百九十一起病例，二0一八年，有五百零三起报告病例。
    在普宁六十岁以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数量不断上升的背后，隐藏着孤独、歧视、恐惧和自卑，这些都是老年人们无法在内心表达的。
    “我现在只要一走出去，当我看到村子里有人的时候，我觉得他在嘀咕我得了艾滋病，骂我不是个好人，我现在连门都不敢出。”
    曾经的吴大胜为了养活一对孩子，一年到头都在工程队打工。
    作为一名妻子十多年前去世的单身农民工，吴大胜年轻时每天早起赚钱。
    对于性，这个害羞而难以形容的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与吴大胜没有丁点的关系。
    吴大胜回忆说，可能的“中标者”应该是他在平坝县建筑工地时出去找的那个人。
    二0一六年四月，吴大胜在普宁市平坝县郊区的一个项目上努力工作。
    一天，他喝了酒，去了一个他久闻的地方——三角花园，因为那里有非常便宜的特殊服务。
    “我很遗憾，也知道这是错的，但是三角花园的中年妇女一次只收四十元。”
    令吴大胜惊讶的是，他一直被贴上“正派”的标签，却做了他曾经最瞧不起的事情。
    安朵感慨道，全中国有成千上万像吴大胜这样的老年艾滋病患者。
    二0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国家卫生委员会就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进展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韩梦洁表示——
    近年来，老年人，尤其是六十岁以上男性的感染病例数量大幅增加，从二0一二年的八千三百九十一例增至二0一七年的一万九千八百一十五例。
    五十岁以上的艾滋病患者呈现显著增加的特点。
    然而，这些老年人大多具有学历低的特点，居住在乡镇或山区。
    其中，因低价妓女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老年人占很大比例。
    安朵走访了不下一百例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老年人，她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导致老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几率提高的真因，一是老年人的性需求较高。
    她认为，要明白一个问题，性需求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多数老年人群也会有，且非常强烈。
    在不少人看来，随着年龄不断增长，身体各功能大不如前，不过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对于老年人来说，保证个人身体健康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身体内分泌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荷尔蒙分泌之后也会产生性冲动。
    多半老年人发生艾滋病与性生活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良的行为，致使艾滋病发病率提高。
    二是老年人存在高危性行为。
    生活中不止年轻人会寻求刺激，很多老年人也是同样，甚至有不少独居老人，会出现经常更换伴侣的现象。
    由于上了年纪之后，不会出现意外怀孕的现象，没有做好安全措施，增加患上艾滋病的几率。
    三是老年人抵抗力下降。
    随着年龄不断增长，身体各项功能明显下降，抵抗力也大不如前，这也给了一些病毒细菌侵染的机会。
    再加上中老年人缺乏常识，没有适当做出预防，让病毒有机可乘。
    对于老年人而言，一旦感染上艾滋病，一方面由于身体各器官功能衰退，抗病能力大不如前。
    另一方面又要承担社会舆论，可谓是身心俱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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