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第二十七天

    候诊室里有三个小箱子，一个装满了儿童玩具，第二个是流行读物，很适合放在医生办公室，第三个箱子是美国癌症协会的材料。过去我一直避免阅读这类材料，今天情绪不错，便轻轻的拿起了一本小册子，是一本□肿瘤的小册子。我看看这本东西是最安全的了，没有什么内容会伤害到我。我读了其中放治疗的文章，弄清楚了x 光有许多中，除了自然产生的外，还有人造的线，使原子研究的结果，但还没有应用到癌的治疗。

    最后我鼓起勇气读了有关咽喉癌的小册子，其中说病人治疗后，五年生存率是百分之八十五，十年生存率是百分之七十五。那么我在哪一组里面呢？这种叙述让我怎么想呢？比如说我的预期寿命还有九年，但这个统计学说我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几率能活上十年，那不就是说因为喉癌我能获得更长一些？

    我思索着怎样来解释统计学。二次大战中，我随第一集团军在北非的欧莱登陆，几个月后收到从家里来的报纸，一条标题是‘攻克非洲，美军损失近百人'，那是对的，我想。但是对这近百人和他们的家属而言，这死亡率是百分之百。现在是哪一种统计适合于我呢？

    我回家时，埃玛姨母在等我，她是出名的讲话大王，今天更可一展其不停讲话的本领了。我因为不能发声，只能在她讲话的适当间隙点一下头或摇一下头。最后她看着她的手表才抱歉地说，“我真的没料到时间这么晚了。”我陪她走到门口，“你知道”，她说，“这一次是你我之间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谈话。”

    我还有过一次单边对话的经历。我第一次见这病人，阿尔文.高尔，他五十五岁，脸上带着室外工作的气候特征。他最大的悲哀是腭裂，讲话含混不清，我很难听懂。他的体检和化验都是正常的，直至看了四次以后我才明白他有劳力后或情绪激动后的气急和痛。据病史我断定他患有心脏病，心绞痛，给他开了硝酸甘油片。

    在看了他一年之后，他说，“医生，谢谢你，我好了，你给我的忠告太起作用了。”我十分惶惑，“我让你做什么了？”“我卖掉了农庄，就是照你说的做的”。我从来不知道他拥有一座农庄。

    治疗第二十八天

    今天x 光部门有一张告示：星期一，劳动节，治疗停止。

    我本应治疗三十次，如果他们每天都给我一次治疗的话，我的苦难的历程也就是四周多一些，然而周末和节假日把我的治疗拉长到了六周之多。类似这种问题似乎并不重要，作为一个医生，我更知道因医院同仁休假而至病人治疗耽搁的各种后果。

    现在我第一次因自己的病而鼓起勇气来阅读有关咽喉癌的教科书。一位作者推荐声带癌应手术治疗而非x 线治疗，我真希望不该读到这篇文章。大部分病人都是毫无疑问地接受他们医生的建议，虽然近年有了些变化。长期以来我也是这么做的，不过有时因我知道得多一点反给自己带来麻烦。

    即使是非常有名的科学家，也会犯大错的。1940年的诺贝尔医学奖颁给了一位外科医生，他引入了大脑前额叶切除来治疗神分裂症。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接受手术的病人只有短暂的效果，以后比没有手术过的病人情况更差。今天假如还有哪一位医生敢提出施行这个手术，那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医生不断的变换着思想，治疗方法就像时装一样按月按季的翻新。对一代人来说，雌激素女荷尔蒙曾用来缓解经绝期症状，后又因害怕会造成□和子肿瘤而舍弃。现在雌激素又回复到时尚之列了，因为缺少雌激素会造成骨质疏松或骨头软化。在一期我们的权威医学期刊上有二篇关于雌激素的文章，一篇由专家们所写，证明雌激素能造成心脏病，而另一篇也是权威的专家们所写，证明雌激素能预防心脏病。

    现在，我也处于困惑之中，我应接受x 线治疗，还是应接受手术治疗？我不能责怪我的医生，因为我从未提出过这个问题。如果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也得不到合理的回答，因为我受过专业训练，看来还是让凡夫俗子去想这个问题吧。

    我的困惑也包括对病人做了同样的事情。玛丽.道芙请我看病时，我给她开了雌激素，她质疑我的决定，惹起了我的怒火。

    她给我讲述她的症状：潮热，易哭，情绪波动，全是经绝期的典型症状。我知道再没有比女荷尔蒙更好的治疗了，但是报章上，妇女杂志上连篇累牍的雌激素造成麻烦的文章，使得病人对其有所反感并敢于质疑了。

    玛丽.道芙的反应是：“我不想服这个药，我读过荷尔蒙致癌的文章”。“我知道那些报道”，我回答她，“但是你已经子摘除了，故不必担心子癌，至于□癌，那几率是极为微小的。而你现在饱受痛苦，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了。”“我也不知道”，他犹豫不决的说，还是没有拿起那张处方。

    我一边想着这个问题一边离开办公室，再次的将处方递到她的手中，并说：“你看，我给我太太服的也是这个药，你该用了吧？”“不”，她断然回绝。“为什么？”“你也可能给你太太开错了药，和给我开药一样。再说，我怎么知道你对你太太是怎么想的呢？”

    关于雌激素的应用有着大量的未曾解决的问题，现在依然。我为什么认为必然是病人不对呢？现在，我也是，关于自己治疗方面有着互相矛盾的资讯，但我能做得已经不多了，我已经开始了放治疗，已经不能回去了。

    劳动节周末

    星期天

    星期天晚上，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乏味的生活了，我们就去看电影，在那里我们碰上了罗斯.卡斯医生，一位比我小十五岁的泌尿科医生。我想避开他，但是他先看见了我。“爱德医生”，他在大厅里高叫着，“你好吗？我在医院里一直没看见你。”

    我的嗓音便将我的秘密泄露出去了，我只能承认我在生病，然后我在他耳边低语，“为什么是爱德医生，叫我爱德就行。”“哦，我可不能那样叫，作为一个熟识者，你的形象对我来说是太权威了，除了称你医生外，别无其他称呼。我还记得我当学生的年代，你是一位最的老师。”

    纯粹是马屁，我想，他是要我多转一些病人给他，不过我没说出我的想法，而是问他“是这样吗”？

    他踌躇了一会，然后回答说：“我记得你说得最妙的是——首先，不要造成伤害，假如你不知道什么是错的，就先别治疗。假如病人要求治疗而又没有可用的治疗，就技巧的忽略过去。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这句话‘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病人不看医生和不吃药都会自愈’。”“都是普通的东西”，我回答，“没有原创的内容，凡讲课者都如此老生常谈。”“也许是吧，不过我还记得你的一次讲课，是关于药物未可预料和迟发的毒，副作用，那是经典之说。”

    电影开始了，结束了我们的谈话。但影片并不好看，并不能把我从自我思考中吸引出来，我还是在想着卡斯医生。

    他是个程度中等的学生，现在也已事业有成。病人喜欢他是因为他逗人开心，广交朋友，开朗乐观。他的同事将病人转诊给他并非他医术高明，而是基于病人选择他的同样理由。对给他转诊过病人的医生，他是友好，和善，感恩不忘的。他有在饭店里总是第一个抢到账单的本领，而且它的圣诞节礼物非常大方。

    但是这一次他的行事方式却烧了一把逆火，他提醒了我关于药物毒的讲课，那正是我恰恰最不愿意去想的题目。要想事前预言哪一个病人会出现药物的毒，副反应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人在生物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据个例子，我有一个病人死于一片阿司匹林，就是因为他有独特的过敏。

    大部分医学生都会变成疑病征者，我自己从来没有这种问题。但当事情发生在我的孩子们身上时，我就总是向最坏方面设想，常常会为着过度用药而自责。我的第二个儿子杰米五岁的时候发烧，我很蠢的为自己家里人治疗，看到他对青霉素无反应，便给了他更新的抗菌素——氯霉素。我的儿子是痊愈了，但在同一时期，我的同事卡尔医生给他五岁大的儿子同样的药物，那个小男孩死了，因为药物毁掉了他的骨髓。

    这次我并不担心我的x 线治疗的短期副作用，我已经在做了，而且治疗即将结束。现在我考虑的是长期作用，因为治疗，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人被创造出来不是为吃药的，药物和医疗措施都可能产生延后的，不可知的副作用，这仿佛就是上帝要我们为干扰生命的自然过程而付出的代价。

    阿司匹林始用于1898年，已被消耗掉了数以百万吨计。好几代的父母都用阿司匹林来治疗他们婴孩的感冒和发烧，只有在这一代，我们才知道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只有到现在，我们才知道了一些罕见的病例，发烧的儿童服了阿司匹林后发生了致命的疾病。

    风湿关节炎，我的专科，是一种很难治疗的疾病。一种药物可能对第一个病人有效而对第二个病人就无效了。在1960年代，环磷酰胺，一种本用于血癌的药物，试用于风湿关节炎，取得了巨大疗效。许多对其它药物无效的病例对此新药都有了良好的反应，但是几年之后麻烦接踵而至，用环磷酰胺治愈了关节炎的病人都死于了肿瘤。

    有的时候，给与第一代人的药物对其下一代人也会有影响。多年以前一种叫己烯雌酚的药物，或者叫des 被给于有流产危险的孕妇，待她们的女儿出生时，这些婴孩都是健康正常的。但是到这些女孩青春期时，其中有许多人因其母亲曾服用过雌激素而发生生殖器癌。

    今天我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个问题：假如我存活了，x 线治愈了我的咽喉癌，那么以后我是否会死于因这x 线而引起的其他疾病呢？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从我经验中知道，天下没有白搭的车，当我们干涉疾病的自然进程时，就已违反了自然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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