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迎接、招待陈先生一行的事情布置完，杨天风便又一头扎进了航空制造，全力进行飞机的改造、空战的训练、人员的培训等工作中。

    鬼子实行的以围代攻战略虽然没有使根据地面临更大的威胁，但在围困当中还有一些布署，让杨天风意识到另一场战争将很快在空中展开。

    济宁、新乡都在修筑机场，在离根据地这么近的地方布署飞机，再加上徐州机场，用脚也能想到日军将针对的目标。

    当时的日本华北方面军配属了第一飞行团，有重轰炸机三十六架，侦察机二十七架；战斗机十二架，轻轰炸机十八架。数量看似不少，但并不是最先进、最好的战机。

    当然，用这些飞机欺负抗日敌后武装是绰绰有余，且极少有战损发生。但在与新七军的作战中，徐州的日军出动飞机却数次受挫，让日军摸不到头脑，分不清是根据地自己的飞机，还是从信阳等机场飞来助战的。所以，他们没敢轻举妄动，在侦察、打探，也在准备着报复。

    杨天风采取的策略则是隐忍，对日军侦察飞机试探性的逐渐深入和骚扰性袭击，暂不加理会。这样做的结果，固然争取到了发展时间，并使反击时能够突然而凌厉。但随着日军胆子越来越大，他们很可能会对根据地展开空袭，以摧毁根据地的军工等产业，打击根据地军民的士气。

    空中战斗早晚会进行，杨天风只是在等待“空军”的更加壮大，等待着更有利的作战时机。

    地面防空哨的网络已经建立起来，防空洞也正在成为老百姓普遍的避防手段，雷达的调试已经结束，开始运转工作。这些条件的成熟，都给杨天风增加了信心，意识到进行空中战斗的时机越来越成熟了。

    现在，第二台雷达的制造、装配正在进行，飞机的改装也进展顺利，又有一批国*军飞行员来到根据地，进行新飞机的适应性飞行训练。

    飞机的改装工作比原来估计的要顺利，竟达到了一个月六架。因为，原飞机上的很多线路、零件都可以进行利用，这大大缩短了改装的时间。而随着工人的增加，技术的熟练，效率还能继续提高。

    机械两级两速增压器的研制已接近尾声，飞机的性能又将有一个提升。即便是现在的飞行性能，也让飞过它的飞行员大加赞赏。

    而如何在这些飞行员结束训练，驾机返回大后方之前，充分有效地利用，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便是杨天风在苦苦思索的事情。因为空战必须要在根据地内进行，即便飞机战损，飞行员也有很大的机会逃生。

    基于这样的考虑，就不能被动地等着鬼子修好机场，布署完飞机。杨天风是要把主动权握在手中，要把鬼子的飞机引到根据地内，再利用雷达的探测，发动有备的袭击。

    而鬼子没有雷达，这就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战机。夜袭机场，炸它几架飞机，以激怒鬼子，引诱其从更远的机场起飞轰炸根据地。

    说到夜间飞行，那是连鬼子的飞机都不具备的性能。但在杨天风的筹划和准备下，根据地的“空军”却正在进行急训，以掌握这项技能。

    早期的远程飞行主要靠罗盘，一旦航向正确，根据飞机空速和大致的风速可以预计到达目标的时间。要是天气晴朗，还可借助星空导航，但绝大部分时间，飞行员能做的只是祈祷！

    当飞行先驱们以大无畏的精神挑战自然的时候，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则在另一个领域艰苦奋战。早在一九一一年，就有人研究了无线电波的定向性。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齐柏林飞艇轰炸伦敦时就使用了原始的地面无线电测向导航。

    杨天风所使用的，则是综合了已经并不算先过的技术，再辅以雷达探测定位，进行纠偏的导航系统。

    首先是在机场附近建造两个由相隔很近的无线电发射塔，发射相位互补的莫尔斯码。这两种代码如果使用用点横系统，当飞机在波束中线的左侧时，飞行员听见的是点，在右侧时听见的是横，在中央时由于同时接收两个信号，听见的是没有中断的等强信号。

    这种定向测向法是德国lorenz公司发明的盲降系统，特点是机载设备十分地简单，只是通常的无线电接收机。而其缺点是发射的无线电波束是单向的，对于360度中的其他方向没有定向能力。因此，只能用于引导降落和很特殊的轰炸引导，而不能用于普通的航空导航。

    但有了雷达，飞机上有无线电，则又使飞机夜航多了一层保障。通过探测和定位，雷达站可以用无线电纠正飞机偏离的航向。而且，杨天风要求的便是很特殊的轰炸引导，目标定在鬼子的徐州机场。

    到现在，也只有徐州机场的鬼子飞机数量较多，并不断出动对根据地进行试探性、逐渐深入的侦察。所以，杨天风通过雷达定准了徐州机场的方向，把无线电发射塔发射波束的方向进行了锁定。

    同时，先是黄昏，然后是夜里，杨天风给“空军”制定了循序渐进的夜航训练计划，以侦察机、双翼机、超轻*型灰机组成的轰炸机编队，开始了紧张地训练。

    而且，杨天风还根据雷达的探测，在没有鬼子飞机临空的情况下，多次出动侦察机，进行了探路勘测，熟悉地形地貌和标志性建筑，绘制航线地图，并在根据地内设置地面引导标志。

    除此以外，杨天风还带领军工技术人员，加紧制造轰炸所用的炸弹。太重、太大的，飞机肯定承载不了，也就别想什么反跑道之类的炸弹了。只不过鉴于日本鬼子的狂妄造成的防空薄弱，在一千多米高空投掷，既能尽量保证飞机的安全，又要尽可能造成大的损害，那就要以数量取胜。

    飞机有多脆弱，一梭子子弹，一颗手榴弹，都可能报销它。所以，杨天风根据自家飞机的载重量，主要生产了一批延时引信的小型爆炸燃烧*弹。大的不过三公斤，小的只有一公斤，要的就是个密集。

    至于战果的大小，杨天风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奢望，主要是引诱鬼子报复，争取在根据地内打一场空战。而且，时间最好是在七月份之前，赶在零蛋儿来到中国之前。

    当然，时间也不能太早，离百团大战的时间最好是能缩短，以防鬼子把力量过早地集中到鲁豫皖边区。所以，他把空袭的时间初步定在六月中下旬，并要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作好更充分的准备。

    杨天风是忙得不可开交，军事、军工、政务等等，尽管不是每项工作都要亲历亲为，可指导、审阅、听取汇报等等也占去了他的大半时间。

    也就在这个时候，南洋华侨慰问团的一行人，由重庆坐飞机到洛阳，短暂参观考察后，来到郑州，然后渡过黄河，进入了鲁豫皖边区。

    历史上，在抗战最艰难的日子，从精神和经济上支撑中国人民抗战大业的，除了国内的民众，还有一根顶梁柱——那就是八百多万华侨。

    海外华侨以地区形成三大集团：第一大集团，南洋华侨。居住南洋诸国，人数为六百七十多万，以陈嘉庚为首成立有南侨总会；第二大集团，美洲华侨。主要为美国华人十万余众，以司徒美堂为首，称为全美洲洪门华侨；第三大集团，欧洲华侨，主要是居住在英、法两国的华人，成立有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

    这些侨居海外，接受了所谓海洋文化，受过西方文明熏陶的中国人，对国内的党派之争，多采取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以“嫁女”的心情，倾力关怀和支援“娘家”的抗战。

    他们认为，由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统治，愚弄人民，造成了国民的愚昧和科学文化的落后，才导致了大国被小国欺侮，大国挨小国打的可耻现实。他们幻想中国人的脑袋在外人飞机大炮的狠狠轰炸下能“开窍”——抛弃严重束缚民族手脚、智慧的封建专制，真正接受文明和科学。

    因此，这部分中国人勒紧裤带支持抗战，要比国内大后方人民倾囊支持抗战，要多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接受他们经济支援的国民政府，必须保证国内政治上的民主与自由。所以，一但国内政治集团间出现纠纷磨擦，华侨们总是感到痛心疾首，无情斥责，并以不给经济支援相要挟，国民党的几次反共高潮，很快息鼓偃旗，与华侨的反对态度有直接关系。

    鉴于这种情况，抗战第一期，蒋委员长不得不暂时放下了老子党、家天下的臭架子，宣布各党各派政治上一律平等，也曾一度造成国内民主政治假象，这对海外华侨是一个莫大的安慰。他们明确宣言，掏尽腰包，支持国民政府抗战，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成立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蒋委员长任主任委员。第一期发行救国公债五亿元，海外华侨认购了大半，以后，凡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华侨都大力认购。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国民政府先后发行了六次救国公债共三十亿元。华侨购买了十一亿元，占总数三分之一强。

    由于蒋委员长以孙zs先生的忠实信徒自居，并打着民主共和旗帜，海外华侨基本上都买他的帐。国民政府之下，专门设立侨务委员会。蒋委员长经常通过这个委员会向华侨求援要钱。华侨突击性的捐款已解决了政府不少难题，但蒋委员长苦于常年常月的战费开支，便直接打电报给各地华侨组织，请求他们搞常月捐。

    常月捐，就是每月都有个固定的捐款数，就象老板给工人发工资一样，每月都有。海外侨胞竭尽全力，按月缴纳抗日捐款，如同按月给国民政府发工资。南洋华侨每月平均实际捐款为：七百三十四万元；美国华侨每月平均实际捐款为：五十八万三千元：八年抗战中，华侨捐款共计为：十三亿二千二百五十三万余元。

    海外华侨不仅出钱，而且出人出力。一九三八年，滇缅公路完工，这条公路成为抗战时期祖国大陆进出口的生命线，是全国抗战的大动脉。然而，当时国内有经验的大卡车司机及汽车修理工来源奇缺，临时培训又来不及，设在昆明负责管理这两条运输线的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就积极向海外招募机工。

    直到一九四二年五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前，南洋机工们共抢运了四十五万吨以上的军事物资，极大地支持了祖国的抗战事业。在三千多名机工中，因炸死、疾病、车祸等为国捐躯的就达一千多人，占全体回国南洋机工的三分之一多。海外游子之心，在国难当头之际，表现得如此炽热，如此崇高伟大。

    ……………

    “……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国府的强烈要求，以及对先汉奸后英雄的杨将军的些许的好奇心，我们并不想到那里去。当时我们最想去的是陕甘宁边区，据说那里才是中国最进步的地方。然而这是命运和上帝的安排，在那里我遇到了改变我一生的事情和人物……”

    “……甫至开封，便有边区的政务副主任宗辉等人前来迎候。欢迎宴是比较简单的，但却并没有让我们的印象有所转变。毕竟在重庆的言行，能让外人揣摸到我们的喜好。”

    “晚间，宗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边区的历史，分发了一本小册子，放映了一部由影像和照片混合起来的纪录片。他还郑重地告诉我们，现在和以后，我们走过的土地，都是从日本人手中夺取并光复的，上面有着英烈的鲜血，回荡着烈士的英魂。这让我们油然而起崇敬的心情，或许这也是我们思想转变的开始吧？”(未完待续。)找本站搜索”cm”或输入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