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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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燧为文不受时风影响,一心学古,文章风格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大有西汉人的作风。在他的冲击下,宋末遗弊为之一变。延祐以前的以文章出名的人没有一个能超过他。他自认为他的文章可以永远流传下去。因此,当时有地位、有权势家的孝子贤孙,在亲人去世之后,一定要设法求得姚燧的文章,心里才觉得可以将先人的德行表现出来,流传下去。否则就觉得对不起先人,在社会上也抬不起头。因此,在他文名盛行的三十年中,当时的名臣世勋,德高望重的社会名流的墓志铭、几乎都出自他手。据说,每当有人向姚燧求文章,他一定要问清楚有无德行,如有德行,他就答应下来,但决无溢美之辞;如果求文之人能请几个谈得来的人,再摆上一桌酒菜,姚燧高兴之下援笔大书,文可立得。名声不好的人,势再高,家再富,只字片纸难得。
当时的高丽王与元廷宗室是联姻关系,与朝廷大臣关系都非常好。有一次,高丽王想求姚燧写文章,被姚燧拒绝了,直到皇帝下了诏令,姚燧才奉旨为文。高丽王高兴得不得了,赠给他诸如币帛、金玉、名画等名贵物品。姚燧将这些东西全部赠送他人,只留下金银器皿交付翰林院保管,他自己则丝毫不取。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像高丽这样的藩邦小国,只看重货利这类东西,而不知世上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东西。我这样做,就是想让这些小邦藩国知道,我们堂堂大元看重的不是这些东西。”
但是,姚燧恃才傲物,他连当时的赵孟頫、元明善这两位著名才子也看不起,所以,人们又以此而议论他。
李孟一生有哪些主要事迹?
李孟,字道复,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少有大志,博闻强识,贯通经史,知古今兴亡之理。
元成宗时,皇太后求名儒教辅皇子,有人推荐了李孟,说:“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应为太子师傅。”从此之后,他经常对仁宗讲儒家仁义之道,对仁宗日后做皇太子、皇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成宗去世之后,身为太子的武宗在北方带兵镇守,安西王阿难答阴谋夺位,朝中丞相等权要同声附和,仁宗当时也不在都城,因此,形势非常紧迫。仁宗犹豫不决,李孟坚决主张急奉太后还宫,安定人心,铲除权奸,促成仁宗回都城。之后,李孟又亲自到哈剌哈孙(当时任右丞相)家探听到安西王不日将即位的消息。李孟马上将这一消息告诉仁宗,力主仁宗进城。事关重大,仁宗一时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决定“以卜决之。”李孟事先告诉卜者说:“天大的事由你来决定,你不能说不吉利,只能说大吉大利。”好在卜者按照李孟的话说了,仁宗最后下定决心进城监国,等待武宗归来。粉碎了安西王夺位阴谋,避免了一场内战的爆发,这功劳应当首先归于李孟。
李孟一生主要活动在武宗、仁宗期间,这期间他三人中书,人称“布衣丞相。”李孟在民间待的时间长,深知元朝政治的弊端,因此在职期间,多有建树。比如裁汰冗员,核减朝廷滥费。昭雪冤案,罢免僧、道官,恢复科举等。
大德以来,朝廷封拜多人以虚爵,佛教和道教泛滥,成了官、民的灾害。针对这种情况,李孟主张将这些弊政全部革除。于是,朝廷平反了许多冤案,剥夺了许多无功冒赏者,彻底罢免了僧、道之官,一时天下称快。
恢复唐宋以来的科举,李孟也出了大力。有一次,仁宗与李孟讨论用人大事,李孟告诉仁宗应当继承唐宋以来的以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但应当把一个人的德行与儒家经典放在首位,把文章放在其次。实行科举之后,李孟被任命为监试官。
总之,李孟一生三入中书,民间的利害,他知无不言,引古证今,都十分妥当。所以,在皇庆、延祐年间,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凡是不好的政令,一定是铁木迭儿所为,凡是好的政令,一定是李孟的主张。
刘正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
刘正,字清卿,清州(今河北清县)人。他一生为官清正廉洁,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在政治上多有作为。
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朝廷撤销转运司,并成立专门机构检查、核实转运司账目。朝廷任命刘正专门负责此事。在核查过程中,发现大都运司欠银五百四十七锭。开始怀疑是倪运司等四人所欠,就将其逮捕,后经核实,不是这四个人所欠。刘正觉察到这里有冤枉。为了追回国有财产,也为了给这四个人洗清冤情,他将所有有关官吏的案卷都核查了一遍,发现李介甫的七张借据,数据正与所欠银数相符,检验笔体,都是管库的辛德柔的笔迹。但辛德柔已很富有,与权贵往来密切,谁也不敢招惹他。刘正毫无畏惧,原原本本地将实情向尚书做了汇报,追回了欠银,罚惩了贪官,为倪运司等四人平反昭雪。刘正因此而出了名。
阿合马当权时,与江淮行省的阿里伯、崔斌有仇,想利用职权杀害二人。他捏造了这两个人偷官粮四十万石的罪状,命刘正参与调查。刘正经过调查,认为这两个人无罪。阿合马又派四人前往调查,最后竟置这两个人于死地,刘正因此而弃官回家。后来,阿合马倒台,有人告刘正是阿党。元世祖问刘正,“你们这些人都曾是阿合马的死党。怎么能没有罪呢?”刘正说:“我从来没有阿谀亲附阿合马,我只是按法行事而已。”后来,阿合马余党都被诛杀,右丞相说:“皇上曾经说过,刘正穿上洁白的衣服在煤窖里走了十年而没弄脏,真可以说是一个廉洁的人。”于是刘正得以免罪。元世祖的比喻十分精彩,由此可以看出刘正这个人的人品。正因如此,刘正后来历任枢密院参议、户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侍御史等要职。
成宗时,刘正也官居要职。大德元年(1297),出任云南行中书省左丞。在任期间,反对用兵缅(今缅甸)。云南百姓向官府交纳金银,诸多弊政,往返运费加上官吏的层层盘剥,往往是所征金银的双倍,而且官吏们往往把铜杂混进银中欺骗官府。刘正是第一个指出这种弊端的人,经向朝廷汇报,彻底革除了这一弊政,大大增加了国家收入,也方便了地方。
仁宗期间,他曾向仁宗上疏建议做八件事情,都有助于定国安民。仁宗初年的政治改革,刘正出了不少的力。
张思明是什么人?
张思明,字士瞻,辉州(今河南辉县)人。他颖悟过人,喜读书,一生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文宗六朝。为官期间,以守朝法、恤百姓为务,居官清廉。
左丞相阿合马倒台之后,元世祖命有司追究其奸事,尚书省责其余党,将其赃物记录在案。张思明为元世祖读这些案牍,读了整整一个晚上,元世祖没有丝毫疲倦之意,说:“读案牍的那个人吐音清晰,标准好听,真像侍仪舍人(礼仪生)。”然后又说:“这是个可以重用的人。”第二天,元世祖就将他提拔为大都路治中。对于皇上的赏识,张思明并未忘乎所以,而是以“超迁踰等”(提拔越了等级)为由,力辞,后来改任湖广行省都事。这是张思明走上政治生涯迈出的第一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人品德操。
成宗期间,张思明继续受到重用。朝廷在江浙设立海道运粮万户府,但官吏们以为海道运粮太危险,都不愿意去。张思明进言应当把这一官职的等级再往高升一等,于是人们都愿意去了。后来,这种做法就成了朝廷的一项规定。有一年,两浙地区发生大饥荒,张思明是第一个赞扬开仓救民的人。
仁宗皇庆元年(1312),继武宗时任两浙盐运使后,他又一次被任命这一职务。这一年,盐税有了赢余,他的部下请求增加以后的盐税。这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张思明却不这样。他说:“盐税有时收得多,有时收得少,不好确定。一旦增加盐税,那就是为了我一个人而坑害了当世和后世的人。”可见,他做官以民为重,而不以追求政绩为重。皇庆三年,被拜为参知政事。仁宗即位不久,想任自己宠爱的一个臣子为五品官,命令中书下任命书。张思明坚决不下这个任命书,仁宗非常生气,张思明回答仁宗说:“选择官吏的法则,是与普天下人有关的大事。我要按您的意思做了这件事,以后就不好办了。所以,我宁愿违背您的旨意,也不愿破坏祖宗成法,让天下的人都看到您举措失当。”仁宗认可张思明的话,但事先已答应了人,不好反悔,就说:“只此一次,再不为例,好吗?”张思明无奈从命。就这样,仁宗的近臣因张思明执法严正,得不到好处,就屡进谗言,终于把张思明调出中书,为工部尚书。过了一段时间,仁宗问左右亲近的人:“张思明在工部如何?”左右的人回答说:“勤政如初。”仁宗很高兴。后来,左丞相哈散想辞职,而且决心很大,仁宗实在不愿他辞职,就问哈散:“是我没给你权力吗?”回答说:“不是。”“是我身边的人麻烦你了吗?”回答说:“没有。”“那么,你为什么一定要辞呢?”哈散说:“我自己觉得才能不能胜任这一重职,怕误您大事。您一定留我,必须有一人做我的助手”。仁宗问:“你说的是谁,我答应你就是。”“臣愿让张思明做助手”。当天,张思明就第二次被拜为中书参知政事。没多久,张思明又被任命为左丞。
文宗天历元年(1328)张思明又被起用。陕西大旱,朝廷命江浙盐司赈灾。但当年的税收,已交付京师,要赈灾,应当向中书省说明。张思明说:“救饥如救火,往来中书得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样会饿死多少人?就把明年的盐税照数付与陕西,责任由我一人来承担。”事后朝廷也没有追究这件事情。
第三十章
王约任官期间实施了哪些有益百姓的举措?
王约,字彦博,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一生历任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诸朝,任官期间,多有政绩。
元世祖至元年间,他因政绩屡屡升迁。至元二十四年(1287),王约被拜为监察御史。在任期间,王约向元世祖建议陇西地僻而远,应立陕西行台,以便管理那里的事务。河间(今河北河间)发生了饥荒,王约全力赈救饥民,因为举措得当,赈济有方,饥死的人很少。使当地百姓度过了一场大难。
成宗即位后,王约上疏成宗,在陈述的二十二件急需办理的事情之中,便民之事颇多,诸如放差税、开猎禁、赈穷独、停冗役、却贡献、询利病、利农民、励学校、立义仓、核税户等,都是当时百姓之急。成宗都令有司实行,他也进一步得到了成宗的重用。后奉诏赈救京畿东道饥民,因措施有力及时,开仓救饥,救了五十多万人的性命。事毕,他又根据调查研究,把当地不利于百姓的十件事情向成宗上疏陈述,又请继续开仓救民,中书省照他的建议做了,百姓得以渐渐恢复生业。
不久,成宗又诏王约同宗正、御史处理疑难案件。在这次处理中,七十二人被处死,无罪释放的有八十六人,平反了冤狱,嫁良家人娼女子十人,杖责流放八十人。又向皇上建议,凡因斗殴致人死命的减死一等,后来这成了一条刑法。后又恰当地处理了其他一些疑难案子,因此,王约被朝廷任命为刑部尚书。
朝廷有人建议从福建选调六个童男、女绣工到京师。王约说:“福建距离京师六七千里,这样做会弄得人家骨肉分离,再加上有司从中弄巧扰民,这不是一件好事呀!”古代风景画鉴赏仁宗深以为然,再三称赞不绝。这期间,仁宗还是太子,王约任太子副詹事。王约对仁宗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和主张,深得仁宗赞赏。
仁宗期间,王约也提出了不少便民主张,做了不少便民的事情。至大年间,仁宗下诏更铜钱银钞法,命天下交至大钞为税,王约考虑到河南岁用数目庞大,只收至大钞,届时定交不上去,所以命令河南诸州:至大、至元钞各收一半。他手下的人说,这样会违背朝廷成命。王约说:“我也知道,但年终税交不上去,这也不是小责任呀!”后来王约的这种做法被普遍仿效。这虽然是为完成朝廷之命,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方便了天下百姓。英宗、泰定帝、文宗时期王约也有一些便民政绩。杨朵儿只为什么能得到仁宗的器重?
杨朵儿只,河西宁夏(今宁夏银川)人。仁宗在藩邸时,就十分看重他,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都托附与他办。仁宗有一次在武宗面前评价他说:“此人诚可任大事,然刚直寡合。”
仁宗即位之后,想将在武宗回京即位前谋篡之臣全部法办诛杀。杨朵儿只说:“为政而喜好杀人,不是一个帝王应有的做法。”提醒了仁宗,后来仁宗下令,只将为首几个杀掉了,天下人称善。有一次,仁宗与李孟评价天下人才,李孟认为杨朵儿只在才、德方面都是天下第一。仁宗也持同样的看法,后来,仁宗任命杨朵儿只为礼部尚书。
有一次,一个大臣向仁宗进言说,仁宗身边的亲信接受了他人的贿赂。仁宗认为这个大臣说了不应当说的话,很生气,想杀掉他。时任御史中丞的张珪叩头而谏,仁宗都不听,杨朵儿只向仁宗说:“只因为说了一句话,就杀人,不合国家的法律;不听谏臣的进言,不应该,当今世上没有直言谏臣,已经很长时间了。张珪是个真正的中丞。”仁宗转怒为喜,采纳了张珪的话,任命杨朵儿只为侍御史。即使在平时,杨朵儿只在仁宗面前也不苟言笑,一脸正色。有犯国法的人,不管是谁,即便是皇帝身边的贵幸,也决不有一丝纵容,所以,说他坏话的人很多,但仁宗对杨朵儿只了解很深,所以谗言也没有丝毫作用。后来仁宗任命他为资德大夫,御史中丞。朝中的一个官员与百姓争地,杨朵儿只认为此人有失大体,将其弹劾并罢免其职。江东、西奉使斡来不称职,朝中当权的大臣想隐瞒其种种不法行为,也不想让人来处理他。杨朵儿只弹劾了斡来,斡来羞愧而死。
有一次,御史纳磷言事忤怒仁宗,杨朵儿只一天上了八九个奏折,想救下纳磷,说:“不是因为我喜欢纳磷这个人,而是因为我不想让您担当杀御史的名声。”仁宗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不杀他了,让他去昌平吧。”杨朵儿只说:“让他去昌平,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因为言事而降职,我担心后来的人,会引以为戒,不再说话了。”仁宗不听。过了几天,仁宗读《贞观政要》,杨朵儿只正在跟前,仁宗感慨地说:“魏征,真是古代少有的好大臣,我怎么能用上这样的人呢?”杨朵儿只说:“那是因为唐太宗给了他机会,如太宗不给他机会,魏征想做直臣,他也不会有可能。”仁宗听了之后,笑着说:“你还是惦记纳磷的事吧?我就赦免了他,以成就你直谏的名声。”就这样,仁宗采纳了杨朵儿只的建议。后来,朝廷给了他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的荣誉,作为对他直言的回报。
当时位居一品大员的朝官,有许多向仁宗请求王爵,赠封先世。有人就对杨朵儿只说:“你现在正受皇上重用,如果也向皇上提出类似请求,皇上肯定会答应的。”杨朵儿只说:“我出身寒微,幸亏遇见皇上看得起,提拔我在朝中任职,我内心就怕不能称职,我哪里还敢有其他的奢望呢?况且,如果我真的那样做了,又怎么能不让别人也那样做呢?”杨朵儿只不仅敢言直谏,主持正义,而且他时时处处以身作则,身行正义,所以,才受到朝廷内外的尊重。
元明善有哪些逸事传世?
元明善,字复初,大名清河(今河北清河)人。他天生颖悟,有过目不忘之能,通于经书,尤精《春秋》,二十岁时,就因文章出了名。
元明善与当时另外一个名人虞集是好朋友,二人俱以文章学问出名,难分高下,时有争论。元明善评虞集说:“虞集研究经书,只是朱熹的经学,至于自汉以来那些儒家所用心研究的东西,研究得就不那么多了。”虞集也评价元明善说:“写文章如果一定要像元明善所说的‘若雷霆之震惊,鬼神之灵变’才可以的话,将自己所想说的话全说出来,这就不是性情中至善的东西了。”开始时,二人关系很好,到了京城之后,就谁也不肯服谁了。
董士选与他们俩是好朋友。董士选要到江浙任职,元明善、虞集二人为他送别,到了城门外,士选说:“伯生(虞集字)有公务在身,就请先回吧,复初(元明善字)应当再送我一程。”虞集就回去了,元明善又送了二十多里。二人到了一个旅馆里,士选将预先准备好的凉菜拿出来,二人同用。士选举起酒杯对元明善说:“我因是功臣的后代,得以在朝中为官,无补于国,一心想为朝廷物色几位贤人,以便为朝廷、为国家所用。像你与伯生,日后一定前途无量,但我担心你们二人被他人离间成怨。你是中原人,在仕途上一定会大权在握,伯生是南人,将来会被你压抑、打击,这是令人痛心的事。现在你就将这杯酒喝了,答应我不要这样做。”元明善被这种真情打动,接过酒杯,跪着一饮而尽。然后站起来说:“我一定会照你说的去办。以前的事情再也不提了。现在我与虞集之间的恩怨已经解了。就请你再赐我一杯酒,我终身不忘你今天说的话。”董士选就又敬了元明善一杯酒,于是二人就此分别。元明善一直想找一个适当的机会与虞集当面化解二人间的不和,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吴全节与元明善是好朋友。有一次,吴向元明善求文一篇。文章写好后,元明善对吴说:“伯生看见我的文章,一定会做出批评的。我很想知道他对这篇文章的看法。你把伯生请来,让他评论一下。”虞集看了这些文章之后,说道:“您如能听我的话,去掉百余字,这就是一篇好文章。”元明善就把笔拿给虞集,让虞集改,虞集删了一百二十几个字,文章果然比刚写时好多了。元明善很高兴,于是二人欢好如初。
虞集为什么能够声名远播?
虞集,字伯生,崇仁(今江西崇仁)人。他是宋故丞相虞允文五世孙,世代有文名,可谓出身名门而又承家学、道德、文章臻于一流。他一生虽在朝做官,但不汲汲于功名富贵,唯恐道德不合,文章不妙,学问不纯。
虞集一生以孝友闻名天下。他家望很盛,在南宋灭亡后,陪双亲四处流亡侨居,在流亡中,虞集奉侍双亲,有如在家居的时候一样周备,经常陪伴在父母亲的左右,从不违背父母的旨意。他的弟弟早死,虞集就承担起抚养他弟弟遗孤的责任,看做和自己的儿子一样。他的哥哥在公事中亏下公款数千缗,他也没有怨言,尽力替哥哥补齐。真正做到了为子孝,为弟恭,为兄悌,躬行儒学教义。对于隐居于山林之中的有真学问的人,他必折节下之;鼓励后学,即使是年龄小或出身贫寒者,他也认为都在自己之上。他一生在朝中做官,却从来不阿附权门,以求仕达;在中书省议事时,正言谠论,多为众臣认可,他经常用三言两语,就能把众人的疑惑解释清楚。但他从不自以为有德。即使救治一个濒临死亡的人,他也不会认为对人有恩。所以,朝野上下,京城内外,人们都十分尊敬他,比如张珪、赵世延这样的名臣对他尤其礼敬。凡有什么疑惑,一定会亲自到虞集门下咨询、求教。所以,他的名声在当时特别大。人们都以结识这样一个彬彬儒者为荣。
他在朝做官,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家无余财,归老退居之后,家中人口也多。慕名的人络绎不绝,结伴而至,有的人出于尊敬甚至争着给他送房子地产。但他从来不苟且为人作文,以迎合世俗。有一个人,资产为一方之首,在本地有权有势。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托人请求虞集为他父亲写一篇墓志铭,以重金中统钞五百锭为见面礼,虞集不为所动,使求文者惭愧感叹而去。求教者送来的礼物,他都慷慨地用在了来访的宾客身上,从不因为家境不富裕而有所吝惜。所以,人们愈加尊重他。
虞集评价人,一定要先看他的度量见识,如果他认为一个人的度量不大,见识不远,决不会去沽名钓誉,与世俗混而为一。他评价文章,一丝不苟,一定要做到精而益精,善而又善方才罢休,凡文意有违反经书的,文辞再美,也不会夸奖一句。他的这种评人品文的做法,即使招致他人诽谤甚或忤怒权贵,也不改变。他的这种评价方式是很准确的。比如他评价元明善的文章,元明善就很欣赏。御史中丞马祖常很欣赏一个人,但虞集认为这个人虽小有才华,但度量、见识不足,认为这个人不会有好结果。马祖常几次想让虞集在推荐书上签名,虞集不签,惹得马祖常很不高兴。后来,这个人果然事败身死,到这时,人们才叹服虞集有先见之明,都认为他有知人之能。
虞集学识非常广博,而尤其好探究其本源,寻根问底。在研精探微中,凡心领神会,意有独造,往往寓之于文。因此文章之妙,天下少有能比得上他的。他平生写了一万余篇文章,流传下来的仅仅十分之二三,这是十分可惜的。
揭傒斯在修定礼、乐、史籍方面有什么贡献?
揭傒(xi)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年少时,他读书特别刻苦,昼夜不息,文章名声早布。后入仕为官,朝廷大典册,国家对功、德显著之人的表彰铭文,都离不开他。即使外国人,也都羡慕他的名声,都以能得到他的文章为荣。他一生的主要贡献在修定礼、乐、史籍上。
揭傒斯参与了《经世大典》的修定。其中的《宪典》即是他亲手所为,书成之后,文宗非常满意,夸赞不绝,以为与《唐律》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元统年间(1333~1334),奉旨祠北岳、济渎、南镇。不久,授予他同知经筵士等官,当时经筵都是兼职,而无专官,所以经书的微辞奥意,必经揭傒斯确定而后进呈皇上,皇上多有奖赐。
古代风景画鉴赏揭傒斯在仁宗延祐初即被授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被李孟认为是真正修史的人。他撰写的史书有《功臣列传》、《明宗神御殿碑》、《太平政要策》,后朝廷修辽、金、宋“三史”,揭傒斯为总裁官。有一次,丞相问他:“修史以何为本?”他说:“以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能用,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的人,不能用。因此,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先。”他曾与下属的修史者说:“想求作史的法则,必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小善必录,小恶必记。不这样,怎么能表达出惩罚与鼓励呢?”自从任宋、辽、金“三史”总裁官,揭傒斯俨然以笔削自任,凡是政治得失,人材贤否,一律以公心为准而后定其是非,有意见不统一的地方,一定要反复辩论,一定求其恰当而后罢。因用人得当,思想明确,用了四年的时间,就修成了《辽史》,后在修宋、金二史时,积劳成疾而卒。
欧阳玄有什么事迹见于记载?
欧阳玄,字原功,与欧阳修同宗,后迁到浏阳(今湖南浏阳),欧阳玄就出生在浏阳。他是仁宗延祐二年(1315)进士。一生历仕仁宗、泰定帝、文宗、惠宗等朝。
欧阳玄在年幼的时候,他母亲就教他背诵《孝经》、《论语》以及小学诸书。后从师学,每天都能背诵数千字的文章。十岁那年,有一个头戴黄冠的先生见到欧阳玄之后,对他的老师说:“这个孩子神气凝远,目光逼人,日后一定是以文章冠绝当世,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本来就文思敏捷如泉涌,后又师从南宋遗老中长于为文之人专学作文,这样,天赋、名师再加上勤奋,就铸就了欧阳玄的学力、才力、胆力、识力。诸子百家,无不精通,尤其留心伊、洛诸儒的源委,对此深有心得神契。
仁宗延祐元年,朝廷开科取士,欧阳玄以《尚书》得中,次年赐进士出身。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仕途生涯。在任地方县尹期间,某县疑狱多,积久难决。欧阳玄上任之后,审察其情,都恰当地做出判决。豪强为霸一方,欺压百姓,虐待驱奴,他力抑豪强,解放驱奴,使之成为良民。当地百姓非常拥护他,教化大行。在任某县尹时,辖内的少数民族之间总是有争端。他刚上任一个月,就有两个部落兵刃相见,县衙僚属相顾失色,不知怎么办。欧阳玄了解了大概情况之后,立即单骑而往。到了两个部落交兵之地,只见横尸遍地,杀声震天,殴斗正酣。有一个首领认识欧阳玄,看到欧阳玄之后,就立即下令停战。然后放下武器,排好队列,揖拜而言:“我们不是不怕朝廷之法,只是因为我们曾经有冤枉向前县尹诉讼,前县尹不仅不给我们申冤,反而加重了我们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我们实在是忍不下这口气,才出此下策,铤而走险的。没想到我们清廉的父母官亲自来解决我们的事情。”言辞理直而恳切。欧阳玄告诉他们务必先各自停战,不要再有无辜死伤。又把朝廷的法律向他们讲了一遍。然后回去重新审理其冤情,于是这些少数民族就再也不闹事了。因政绩卓著,后被朝廷征召,做国子博士、国子监丞。
泰定帝时,欧阳玄被授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当时政局不稳,时有战事。欧阳玄每天在内廷参加议论决断重要事务。远近调发的诏书檄文都出自他手。文宗即位后,郊庙祭祀、册封皇后、设立太子、赦免的诏书也都出自他的手笔。后来又向朝廷上疏建议时下急务的数十件大事,很多都被施行。由于欧阳玄出色的政绩,文宗亲自签署任命他为艺文少监,奉诏撰修《经世大典》,后又升为太监、检校书籍事。
惠宗时,奉诏修撰辽、金、宋三史,为总裁官。在任期间,尽心尽力,制定发凡、范例规则,使修史官有所依凭。史官中有议论不公的,他也不以口舌争胜,等到史官把书稿呈上,然后更定,使其自正。史书中的论、赞、表、奏,都出自他的手笔。
总之,欧阳玄一生为官四十多年,三任成钧,两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备受尊宠。在修撰四朝实录、《经世大典》、宋、金、辽三史这些大规模的修书活动中,都担任主角。他屡次任衡文之官,两知贡举及读卷官,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播告万方制诰,多出自他手。人们以得其文为荣。即使得到流传民间的片言只字,都当做宝贝看待。
吕思诚一生有哪些业绩见于记载?
吕思诚,字仲实,平定州(今山西平定)人。他是泰定帝元年(1320)进士。一生仕历多朝,尽管仕途坎坷,但政绩卓著。
在景州蓓县尹(今河北景县)任上,他根据当地实情均徭役,兴学校,劝农桑,小县大治。不少多年流徙他乡者,闻风而归。他将县民记录在册,凡不孝悌,不事产业的,都要受罚。县吏行下乡办事,饮食有定规,超过定规,自行付酬。凡大户、富户而隐藏在职田户以修税役的,他都清查出来,令其纳应当纳的徭役。天历年间有战事,需要的钱多,得向富人借贷,以备军用。事后,都照数偿还。他还善扶危济困,脱人于厄,取缔耗民、害民的当地淫祠。有一年天旱,一个道士手持一条青蛇号称卢师谷小青,是一条龙。只要人们祈祷,天就会下雨,在乡间欺惑百姓。吕思诚知道后,立即将这条青蛇杀掉,驱逐了道士,结果天降甘霖,解除旱情,赢得一个好年景。因政绩出众,受到了朝廷的重用。
在任广西廉访司事期间,有一次他巡行郡县,听说土官恃势鱼肉百姓。在去该地的路上,土官怕奸事暴露,事先让他的儿子在道上迎接吕思诚,以讨好他。吕思诚知情后,立即下令把土官的儿子逮捕,通过审讯,将这土官干的害民之事全部查清,然后重加责罚,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又移任浙西。当时南台御史大夫与江浙省臣有仇,唆使吕思诚弹劾此人。吕思诚说:“我是天子的耳目,不是台臣鹰犬。”不久,他听说行省平章左吉贪赃枉法,浙江的百姓都很仇恨他,吕思诚把他的罪恶一条一条地向朝廷陈奏,使左吉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吕思诚才能出众,办事能力强,但他为人刚直,只知维持朝廷公正,不为权势所屈。因此,嫉恨他的人很多。以致后来屡废屡用,屡升屡降,但终因他廉洁能干名声大,正是国家所需的人才,因此尽管仕途曲折,他的好名声是越来越大,别人也难以奈何他。
吕思诚反对更钞法,在朝廷与当时力主更钞的吏部尚书偰哲笃有一场争论。吕思诚认为更钞不利于国家。偰哲笃认为,至元钞多伪,所以要更换。吕思诚认为:“至元钞本身不伪,是人在作伪。新钞也一样,新钞刚发行,伪钞一定会更多。祖宗的成宪,不能轻易改动。”偰哲笃说:“祖宗有弊端,也应该改动。”吕思诚反驳说:“你们主张更钞,这是与世祖争高下。世祖以来,诸帝都谥为‘孝’,现在要改变他遗留下来的规矩,这能说‘孝’吗?”偰哲笃说:“两种钞同时通行,如何?”吕思诚说:“两种钞同时通行,麻烦得很。你们不了解实际情况,仅凭道听途说,就更改钞法,那怎么行呢?”偰哲笃生气地说:“我们的主张不行,那你说你有什么办法?”吕思诚说:“我有三字法,那就是行不得,行不得!”丞相脱脱见吕思诚直言,一时也决定不下来。御史大夫也说:“吕祭酒(吕思诚时任祭酒)的话也是有道理的,只是不应当在朝堂上大声争吵以致脸色都变了。”于是,有人弹劾他狂妄。吕思诚不久就任湖广左丞,到武昌做官去了。在任期间,仍有政绩记载于史册。
吕思诚气宇沉凝,素有劲拔的名声。他一生三任祭酒,在职期间,遵循许衡之法,教化培养诸生,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天下名士。
卢世荣为什么被写入《奸臣传》?
卢世荣,大名(今河北大名)人。阿合马专政时期,卢世荣向阿合马行贿,被任命为江西茶榷运使,后来被罢黜。阿合马死后,朝廷大臣没有一个敢说“财、利”二字的。而此时,元世祖忽必烈生财兴利之心却颇重,他希望有人能够想办法富国富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给元世祖推荐卢世荣,说卢世荣有才能,有办法,可以整治钞法、增加课税,上可富国,下不损民。元世祖立刻召见了卢世荣,奏对称旨,世祖非常高兴,又让中书省官与卢世荣当廷对辩,结果卢世荣辩胜后,就被元世祖破格重用,一下子就做了中书右丞。
卢世荣骤被显用之后,主持元朝财政大事,立刻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上的改革,诸如整治钞法、盐法,调整课税,提出实行官营酿酒,制造铁器,铸钱等措施。卢世荣上任不到十天,御史中丞崔彧上疏元世祖说:卢世荣不可为丞相。元世祖大怒,罢免了崔彧。元世祖非常支持卢世荣。有一次,卢世荣对元世祖说:“我做的事情,反对的人很多,抱怨的人也很多,我想以后一定还会有不少说我坏话的人,我心里很害怕,所以事先向陛下汇报。”忽必烈对他说:“你给我提的建议全对,要想不让他人说三道四,也不可能。但是,你不要防备我,你自己的饮食起居要多加小心。患了足疾的狗,狐狸不喜爱,但主人怎么能不爱呢?你现在推行了一系列做法,我自然是喜爱你的,但那些奸伪之人就不爱你了。你现在的官职已定,今后出行不要只带一两个卫兵,同时,也应当小心看护你的家门。”元世祖还亲自命令丞相给卢世荣增加护卫随从。而卢世荣借此更加肆无忌惮,连丞相也不放在眼里。朝中有一个人稍与他不合,他即上奏元世祖,将其杀掉,从此以后,朝中凛凛,人们敢怒不敢言。
但就有不怕死的人,卢世荣主持中书刚几个月,监察御史陈天祥就冒死向元世祖上疏弹劾卢世荣。大意是说:在卢世荣主持国家财政几个月以来,苛刻诛求,不仅没给朝廷广开财源,反而给朝廷招来许多怨恨,现在天下百姓比以前困难了许多,国库也空虚了。考查他当初的许诺与现在的结果,没有一件事情能相符的;刚开始时,他许诺说能整顿钞法,现在弊端比以前还要多;刚开始时,他许诺能使物价下跌,而今物价反而高了起来;刚开始时,他许诺可增加三百万锭财富而不盘剥百姓,现在他强迫有司,只是虚报数字而已;刚开始时,他许诺要让百姓快乐,但他现在所做的几件事情,无非扰民而已。这种情况如果不早制止,等到恶果自行暴露再行纠正,那就好像虫子虽然灭了,但树也死掉了。”元世祖看了奏折之后,一下子醒悟了许多,立刻组织相关人当廷对质。大家一致认为陈天祥所言是实,立刻停止卢世荣的做法是十分明智的。于是卢世荣上任几个月来所行之事该停则停,该改则改。卢世荣也被关进大狱。
有一天,元世祖问一个人:“你对卢世荣怎么看?”这个人回答说:“人们都说,卢世荣的罪状已经一条一条的很清楚了,还每天养着他,白白浪费粮食。”元世祖立刻下令将其杀掉喂鸟、喂獭。卢世荣以骗术居高位,最后落得悲惨下场,所以他应归入《奸臣传》。
桑哥对当时政治造成了什么不良影响?
桑哥为人狡黠豪横,因喜言财利之事,而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后来元世祖认为他理财有方就重用了他。至元二十四年(1287)先任他为平章政事,不久又升为右丞相。在任职四年中,他推行了一系列他认为可行得通的理财方案,在整个过程中,元世祖十分信任他,他的权力也特别大,因所行过急,造成的不良后果亦大。
他刚升任右丞相,就开始检核前中书省亏欠库财,这是他检核天下财所点的第一把火。经过检核,校出中书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然后将有关官吏治罪,不许自辩。这在中书省引起了很大的波澜,不少人议论纷纷,桑哥得知后,将这些人全部诛杀,没收家产,将妻子变为官奴。他以中书省为例开刀理财,造成了恐怖的气氛。然后置征理司,又开始钩考百官仓库,因为得到元世祖大力支持,百官惶惶终日,敢怒不敢言。桑哥理财十分苛刻,毫分缕析,凡相关的人,没有不破产的,以致治罪了亏欠者之后,新官无人再敢赴任,宁愿弃家出走,到他乡去躲避。至元二十五年,又派二十人钩考诸路钱谷,对地方开始了财政检核,并为前去检核的人专派警卫,赋予很大的权力。
在对百官检核的同时,桑哥又向元世祖建议,应当向天下百姓敛财。于是又增加盐、茶、酒、醋之税,所增之额在一半之上,弄得民不聊生。
总之,桑哥专政期间,不仅专断财政,还专断官员的任命,杀伐专断出自一手。在他任职的四年时间里,他手握刑罚和官爵,把它们当做商品一样贩卖,于是天下远刑喜爵之人都来求他。只要肯出高价,有罪的人可以无罪,想当官的人都可以当官。从此朝廷纲纪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于是,朝廷里有些正直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向元世祖进言上疏,弹劾桑哥专权黩货。有人很直率地对元世祖说:“桑哥瞒蔽了陛下很多事。朝纲也让他搅乱了,凡有敢议论的,他就杀掉。百姓流离失所,天下盗贼蜂起,已到了危在旦夕的地步了。如果不将桑哥马上杀掉,以平天下人之愤,我担心此人将会给陛下带来大麻烦。”弹劾桑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元世祖令桑哥与弹劾他的大臣当面对质辩论,桑哥理屈词穷而被杀。他理政期间,阿谀讨好他的人给他立的颂德碑,也被推倒了。
铁木迭儿是如何专权擅政的?
铁木迭儿是木儿火赤的儿子。他的后台是太后答己,两次为中书右丞,都是依靠太后的势力。在位期间,仗势专权擅政,官民皆怨,朝廷、地方不得安宁。
仁宗初年,他提出买盐引以及括田江南的主张。这是他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提出的向商人和江南农民敛财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了仁宗的同意。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官吏苛刻残忍,成了害民之政。江西一带尤其严酷,从而激起了赣州(今江西赣州)蔡五九的暴动,整个南方为之震动,不久,这种敲骨吸髓地向百姓榨取财富的做法就被迫终止。铁木迭儿在朝野的种种虐政,引起了朝廷大臣的普遍不满。杨朵儿只等四十余名御史共同向仁宗上疏,弹劾铁木迭儿的奏折中列举了他收受贿赂的人数、钱物,以及他任人唯亲,纵家奴戕害社会,而他自己却全然不管、怡然自安等种种罪行。指出天下四海之人都盼着将他车裂斩首而后快。仁宗看了这份奏折之后,十分震惊和气愤。想把他抓来治罪,但他躲在太后之处不出来,仁宗无奈,最后只能罢了他的相位。
仁宗死后,铁木迭儿以皇太后旨,又做了中书右丞相。这次为相,他比以前更加疯狂。他身居相位,不在国政上用心,只是一心报复前仇。他刚任右相不久,即把仁宗时弹劾他的御史中丞杨朵儿只和萧拜住,以违太后旨而论罪弃市。从此朝廷大臣,人人担心害怕,惶惶不可终日。不久,铁木迭儿又心恨贺伯颜以前不依附于自己,以公报私,将其诛杀。后来又想杀英宗非常信任的赵世延,因为赵世延曾经议论过他的倒行逆施,因英宗力保,赵世延才得以躲过这一场杀身之灾。
铁木迭儿复相之后,仗着他受太后宠信和自己的权力,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报复曾经与他有过不和的人,而且必置之死地而后快。睚眦之私,无有不报。肆杀前怨,御史台为之一空。这在历史上也属少见。
铁失为什么被列入《逆臣传》?
铁失是权相铁木迭儿的义子,他的妹妹是英宗妃。英宗很信任他,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忠翊亲军都指挥使、左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太医院使,兼领广惠司事,可谓集要职于一身。
铁木迭儿死后,其生前的种种罪恶渐渐被人们揭露出来,英宗委任拜住为右丞相,负责检举、肃清其奸党,同时振立纲纪,进举贤者,斥退不合格的朝官。铁失既是铁木迭儿义子,又是经铁木迭儿举荐而掌上大权的,他与铁木迭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考虑到自己难脱干系,所以暗暗地想着应付的办法。
至治三年(1323)八月,英宗自上都返回,在距上都二十里许的南坡停下来。这天夜里,铁失勾结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等十六人,发动了震惊全国的政变。他以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杀了与英宗同行的拜住,他亲自冲进英宗卧内,弑杀英宗。九月,遣使奉玉玺迎泰定帝于漠北。泰定帝即位之后,任命铁失为知枢密院事。十月,泰定帝诛杀铁失等奸党。
铁失本以为杀英宗、迎立泰定帝,会使自己免于被诛的结局,结果他还是难免历史的惩罚,不仅性命没保住,就连他的子孙也全被诛杀,家产籍没。
孛罗帖木儿为什么被皇帝派人暗杀?
孛罗帖木儿是答什八都鲁的儿子。他随父在镇压红巾军中起家,他父亲死后,代父做了军中统帅,是元末镇压红巾军的主要刽子手之一,为元廷立有功劳。他被元顺帝派人暗杀,主要是顺帝与太子不和造成的,是元顺帝与太子斗争的牺牲品。
至正二十四年(1364),元顺帝与太子不和。元顺帝在外所倚重的主要是孛罗帖木儿,太子以孛罗帖木儿手握重兵,飞扬跋扈,不听朝命等罪,建议削他的兵权。但孛罗帖木儿不仅没有听朝廷之命,反而命部下攻击京师,顺帝又将奸相搠思监、朴不花等押送给他,以解他心头之恨。后又任命他为太保、中书平章,兼知枢密院事,对孛罗帖木儿更加重用,这样皇太子与他的仇就更深了。为了保障安全,皇太子调兵护卫京师。不久,孛罗帖木儿纠集人马攻击京师,京城震动。皇太子亲自统兵督战,结果被孛罗帖木儿打败,太子及其党羽逃出京城,元顺帝又进一步重用了孛罗帖木儿及其党羽。
不久,元顺帝又加孛罗帖木儿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太保、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兵马。这样,他与太子的仇恨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
至正二十五年,皇太子谋划如何除掉孛罗帖木儿及其党羽。他调集了岭北、甘肃、辽阳、陕西以及孛罗帖木儿世仇扩廓帖木儿的军队,进兵讨伐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也不甘示弱,竟将皇后赶出皇宫,幽禁起来,同时也调兵遣将对付太子兵马。在此关键时刻,孛罗帖木儿手下的一员重要将领倒戈,与前来讨伐他的军队联合起来对付他。孛罗帖木儿一怒之下,派自己最得力的大将前去讨伐叛将,反而吃了败仗,爱将也被生擒,于是太子军军威大振。孛罗帖木儿大惊,亲自带兵迎敌,正遇上连下三天大雨,无功而返。从此,他每天郁郁不乐,饮酒消遣,荒淫无度,喜怒不常,醉酒杀人,弄得朝廷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下了密旨,令心腹暗暗寻找可以刺杀孛罗帖木儿的勇士,在适当的时候行刺。
这一年七月,上都传来了捷报,孛罗帖木儿准备进宫向顺帝奏报这一消息,走到延春阁李树下的时候,被顺帝招来的几个勇士杀死。皇帝于是一边下令尽杀孛罗帖木儿余党,一边将孛罗帖木儿的首级函送太子,请太子还朝。后来,孛罗帖木儿的余党全部被诛杀。
韩山童、彭莹玉是怎样组织人民起义反抗官府的?
利用宗教把农民组织起来反抗朝廷,是历代农民起义都使用过的方法。元代农民起义,最初也是利用白莲教和弥勒教来组织民众的。
古代风景画鉴赏白莲教供养的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代表光明,是“明王”,这种宗教劝人今世念佛修行,死后可到西方净土白莲池上去过幸福美满的日子。弥勒教供养的是弥勒佛,弥勒佛下世之后,世界立刻变样,一切皆如人愿,充满光明和美好。元朝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这首诗叫《扶箕诗》,是教徒在活动时唱的。诗中充满对不平的憎恨,对公平与太平的渴望,这首诗对元统治下的百姓无疑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这是元代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据。
元朝末年,北方形成了一个秘密白莲教中心,以韩山童为首;南方形成了一个秘密白莲教中心,以彭莹玉为首。
韩山童是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人。他祖父就宣扬白莲教,到他自己为教主时,他的教徒更多了,不仅在河南、江淮一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有一批像刘福通、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这样的忠实信徒。元末社会矛盾日趋激烈,韩山童等抓住时机,加紧宣传,用“明王出世”、“弥勒降生”等吸引群众,把矛头指向元廷。元末农民起义的爆发,与韩山童的这种鼓动有直接关系。后来,韩山童成了元末农民起义的领袖。彭莹玉是江西袁州(今江西宜春)人。他从小出家为僧,能为当地百姓消灾解难,因此在当地的名望很高。他看到元代气数将尽,便以宣传弥勒佛教为名,广泛发展教徒,逐步成为秘密宗教领袖。后至元四年(1338),他在袁州发动过一次起义,不久失败。他充分总结吸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更加勤奋地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到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时,他的信徒已布满了江淮一带。因此,当北方的韩山童一起事,彭莹玉的信徒们便跟着在南方纷纷起事,这对于鼓舞农民起义军的胜利信心,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打击、瓦解元朝的腐败统治,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的高丽王与元廷宗室是联姻关系,与朝廷大臣关系都非常好。有一次,高丽王想求姚燧写文章,被姚燧拒绝了,直到皇帝下了诏令,姚燧才奉旨为文。高丽王高兴得不得了,赠给他诸如币帛、金玉、名画等名贵物品。姚燧将这些东西全部赠送他人,只留下金银器皿交付翰林院保管,他自己则丝毫不取。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像高丽这样的藩邦小国,只看重货利这类东西,而不知世上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东西。我这样做,就是想让这些小邦藩国知道,我们堂堂大元看重的不是这些东西。”
但是,姚燧恃才傲物,他连当时的赵孟頫、元明善这两位著名才子也看不起,所以,人们又以此而议论他。
李孟一生有哪些主要事迹?
李孟,字道复,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少有大志,博闻强识,贯通经史,知古今兴亡之理。
元成宗时,皇太后求名儒教辅皇子,有人推荐了李孟,说:“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应为太子师傅。”从此之后,他经常对仁宗讲儒家仁义之道,对仁宗日后做皇太子、皇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成宗去世之后,身为太子的武宗在北方带兵镇守,安西王阿难答阴谋夺位,朝中丞相等权要同声附和,仁宗当时也不在都城,因此,形势非常紧迫。仁宗犹豫不决,李孟坚决主张急奉太后还宫,安定人心,铲除权奸,促成仁宗回都城。之后,李孟又亲自到哈剌哈孙(当时任右丞相)家探听到安西王不日将即位的消息。李孟马上将这一消息告诉仁宗,力主仁宗进城。事关重大,仁宗一时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决定“以卜决之。”李孟事先告诉卜者说:“天大的事由你来决定,你不能说不吉利,只能说大吉大利。”好在卜者按照李孟的话说了,仁宗最后下定决心进城监国,等待武宗归来。粉碎了安西王夺位阴谋,避免了一场内战的爆发,这功劳应当首先归于李孟。
李孟一生主要活动在武宗、仁宗期间,这期间他三人中书,人称“布衣丞相。”李孟在民间待的时间长,深知元朝政治的弊端,因此在职期间,多有建树。比如裁汰冗员,核减朝廷滥费。昭雪冤案,罢免僧、道官,恢复科举等。
大德以来,朝廷封拜多人以虚爵,佛教和道教泛滥,成了官、民的灾害。针对这种情况,李孟主张将这些弊政全部革除。于是,朝廷平反了许多冤案,剥夺了许多无功冒赏者,彻底罢免了僧、道之官,一时天下称快。
恢复唐宋以来的科举,李孟也出了大力。有一次,仁宗与李孟讨论用人大事,李孟告诉仁宗应当继承唐宋以来的以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但应当把一个人的德行与儒家经典放在首位,把文章放在其次。实行科举之后,李孟被任命为监试官。
总之,李孟一生三入中书,民间的利害,他知无不言,引古证今,都十分妥当。所以,在皇庆、延祐年间,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凡是不好的政令,一定是铁木迭儿所为,凡是好的政令,一定是李孟的主张。
刘正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
刘正,字清卿,清州(今河北清县)人。他一生为官清正廉洁,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在政治上多有作为。
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朝廷撤销转运司,并成立专门机构检查、核实转运司账目。朝廷任命刘正专门负责此事。在核查过程中,发现大都运司欠银五百四十七锭。开始怀疑是倪运司等四人所欠,就将其逮捕,后经核实,不是这四个人所欠。刘正觉察到这里有冤枉。为了追回国有财产,也为了给这四个人洗清冤情,他将所有有关官吏的案卷都核查了一遍,发现李介甫的七张借据,数据正与所欠银数相符,检验笔体,都是管库的辛德柔的笔迹。但辛德柔已很富有,与权贵往来密切,谁也不敢招惹他。刘正毫无畏惧,原原本本地将实情向尚书做了汇报,追回了欠银,罚惩了贪官,为倪运司等四人平反昭雪。刘正因此而出了名。
阿合马当权时,与江淮行省的阿里伯、崔斌有仇,想利用职权杀害二人。他捏造了这两个人偷官粮四十万石的罪状,命刘正参与调查。刘正经过调查,认为这两个人无罪。阿合马又派四人前往调查,最后竟置这两个人于死地,刘正因此而弃官回家。后来,阿合马倒台,有人告刘正是阿党。元世祖问刘正,“你们这些人都曾是阿合马的死党。怎么能没有罪呢?”刘正说:“我从来没有阿谀亲附阿合马,我只是按法行事而已。”后来,阿合马余党都被诛杀,右丞相说:“皇上曾经说过,刘正穿上洁白的衣服在煤窖里走了十年而没弄脏,真可以说是一个廉洁的人。”于是刘正得以免罪。元世祖的比喻十分精彩,由此可以看出刘正这个人的人品。正因如此,刘正后来历任枢密院参议、户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侍御史等要职。
成宗时,刘正也官居要职。大德元年(1297),出任云南行中书省左丞。在任期间,反对用兵缅(今缅甸)。云南百姓向官府交纳金银,诸多弊政,往返运费加上官吏的层层盘剥,往往是所征金银的双倍,而且官吏们往往把铜杂混进银中欺骗官府。刘正是第一个指出这种弊端的人,经向朝廷汇报,彻底革除了这一弊政,大大增加了国家收入,也方便了地方。
仁宗期间,他曾向仁宗上疏建议做八件事情,都有助于定国安民。仁宗初年的政治改革,刘正出了不少的力。
张思明是什么人?
张思明,字士瞻,辉州(今河南辉县)人。他颖悟过人,喜读书,一生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文宗六朝。为官期间,以守朝法、恤百姓为务,居官清廉。
左丞相阿合马倒台之后,元世祖命有司追究其奸事,尚书省责其余党,将其赃物记录在案。张思明为元世祖读这些案牍,读了整整一个晚上,元世祖没有丝毫疲倦之意,说:“读案牍的那个人吐音清晰,标准好听,真像侍仪舍人(礼仪生)。”然后又说:“这是个可以重用的人。”第二天,元世祖就将他提拔为大都路治中。对于皇上的赏识,张思明并未忘乎所以,而是以“超迁踰等”(提拔越了等级)为由,力辞,后来改任湖广行省都事。这是张思明走上政治生涯迈出的第一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人品德操。
成宗期间,张思明继续受到重用。朝廷在江浙设立海道运粮万户府,但官吏们以为海道运粮太危险,都不愿意去。张思明进言应当把这一官职的等级再往高升一等,于是人们都愿意去了。后来,这种做法就成了朝廷的一项规定。有一年,两浙地区发生大饥荒,张思明是第一个赞扬开仓救民的人。
仁宗皇庆元年(1312),继武宗时任两浙盐运使后,他又一次被任命这一职务。这一年,盐税有了赢余,他的部下请求增加以后的盐税。这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张思明却不这样。他说:“盐税有时收得多,有时收得少,不好确定。一旦增加盐税,那就是为了我一个人而坑害了当世和后世的人。”可见,他做官以民为重,而不以追求政绩为重。皇庆三年,被拜为参知政事。仁宗即位不久,想任自己宠爱的一个臣子为五品官,命令中书下任命书。张思明坚决不下这个任命书,仁宗非常生气,张思明回答仁宗说:“选择官吏的法则,是与普天下人有关的大事。我要按您的意思做了这件事,以后就不好办了。所以,我宁愿违背您的旨意,也不愿破坏祖宗成法,让天下的人都看到您举措失当。”仁宗认可张思明的话,但事先已答应了人,不好反悔,就说:“只此一次,再不为例,好吗?”张思明无奈从命。就这样,仁宗的近臣因张思明执法严正,得不到好处,就屡进谗言,终于把张思明调出中书,为工部尚书。过了一段时间,仁宗问左右亲近的人:“张思明在工部如何?”左右的人回答说:“勤政如初。”仁宗很高兴。后来,左丞相哈散想辞职,而且决心很大,仁宗实在不愿他辞职,就问哈散:“是我没给你权力吗?”回答说:“不是。”“是我身边的人麻烦你了吗?”回答说:“没有。”“那么,你为什么一定要辞呢?”哈散说:“我自己觉得才能不能胜任这一重职,怕误您大事。您一定留我,必须有一人做我的助手”。仁宗问:“你说的是谁,我答应你就是。”“臣愿让张思明做助手”。当天,张思明就第二次被拜为中书参知政事。没多久,张思明又被任命为左丞。
文宗天历元年(1328)张思明又被起用。陕西大旱,朝廷命江浙盐司赈灾。但当年的税收,已交付京师,要赈灾,应当向中书省说明。张思明说:“救饥如救火,往来中书得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样会饿死多少人?就把明年的盐税照数付与陕西,责任由我一人来承担。”事后朝廷也没有追究这件事情。
第三十章
王约任官期间实施了哪些有益百姓的举措?
王约,字彦博,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一生历任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诸朝,任官期间,多有政绩。
元世祖至元年间,他因政绩屡屡升迁。至元二十四年(1287),王约被拜为监察御史。在任期间,王约向元世祖建议陇西地僻而远,应立陕西行台,以便管理那里的事务。河间(今河北河间)发生了饥荒,王约全力赈救饥民,因为举措得当,赈济有方,饥死的人很少。使当地百姓度过了一场大难。
成宗即位后,王约上疏成宗,在陈述的二十二件急需办理的事情之中,便民之事颇多,诸如放差税、开猎禁、赈穷独、停冗役、却贡献、询利病、利农民、励学校、立义仓、核税户等,都是当时百姓之急。成宗都令有司实行,他也进一步得到了成宗的重用。后奉诏赈救京畿东道饥民,因措施有力及时,开仓救饥,救了五十多万人的性命。事毕,他又根据调查研究,把当地不利于百姓的十件事情向成宗上疏陈述,又请继续开仓救民,中书省照他的建议做了,百姓得以渐渐恢复生业。
不久,成宗又诏王约同宗正、御史处理疑难案件。在这次处理中,七十二人被处死,无罪释放的有八十六人,平反了冤狱,嫁良家人娼女子十人,杖责流放八十人。又向皇上建议,凡因斗殴致人死命的减死一等,后来这成了一条刑法。后又恰当地处理了其他一些疑难案子,因此,王约被朝廷任命为刑部尚书。
朝廷有人建议从福建选调六个童男、女绣工到京师。王约说:“福建距离京师六七千里,这样做会弄得人家骨肉分离,再加上有司从中弄巧扰民,这不是一件好事呀!”古代风景画鉴赏仁宗深以为然,再三称赞不绝。这期间,仁宗还是太子,王约任太子副詹事。王约对仁宗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和主张,深得仁宗赞赏。
仁宗期间,王约也提出了不少便民主张,做了不少便民的事情。至大年间,仁宗下诏更铜钱银钞法,命天下交至大钞为税,王约考虑到河南岁用数目庞大,只收至大钞,届时定交不上去,所以命令河南诸州:至大、至元钞各收一半。他手下的人说,这样会违背朝廷成命。王约说:“我也知道,但年终税交不上去,这也不是小责任呀!”后来王约的这种做法被普遍仿效。这虽然是为完成朝廷之命,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方便了天下百姓。英宗、泰定帝、文宗时期王约也有一些便民政绩。杨朵儿只为什么能得到仁宗的器重?
杨朵儿只,河西宁夏(今宁夏银川)人。仁宗在藩邸时,就十分看重他,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都托附与他办。仁宗有一次在武宗面前评价他说:“此人诚可任大事,然刚直寡合。”
仁宗即位之后,想将在武宗回京即位前谋篡之臣全部法办诛杀。杨朵儿只说:“为政而喜好杀人,不是一个帝王应有的做法。”提醒了仁宗,后来仁宗下令,只将为首几个杀掉了,天下人称善。有一次,仁宗与李孟评价天下人才,李孟认为杨朵儿只在才、德方面都是天下第一。仁宗也持同样的看法,后来,仁宗任命杨朵儿只为礼部尚书。
有一次,一个大臣向仁宗进言说,仁宗身边的亲信接受了他人的贿赂。仁宗认为这个大臣说了不应当说的话,很生气,想杀掉他。时任御史中丞的张珪叩头而谏,仁宗都不听,杨朵儿只向仁宗说:“只因为说了一句话,就杀人,不合国家的法律;不听谏臣的进言,不应该,当今世上没有直言谏臣,已经很长时间了。张珪是个真正的中丞。”仁宗转怒为喜,采纳了张珪的话,任命杨朵儿只为侍御史。即使在平时,杨朵儿只在仁宗面前也不苟言笑,一脸正色。有犯国法的人,不管是谁,即便是皇帝身边的贵幸,也决不有一丝纵容,所以,说他坏话的人很多,但仁宗对杨朵儿只了解很深,所以谗言也没有丝毫作用。后来仁宗任命他为资德大夫,御史中丞。朝中的一个官员与百姓争地,杨朵儿只认为此人有失大体,将其弹劾并罢免其职。江东、西奉使斡来不称职,朝中当权的大臣想隐瞒其种种不法行为,也不想让人来处理他。杨朵儿只弹劾了斡来,斡来羞愧而死。
有一次,御史纳磷言事忤怒仁宗,杨朵儿只一天上了八九个奏折,想救下纳磷,说:“不是因为我喜欢纳磷这个人,而是因为我不想让您担当杀御史的名声。”仁宗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不杀他了,让他去昌平吧。”杨朵儿只说:“让他去昌平,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因为言事而降职,我担心后来的人,会引以为戒,不再说话了。”仁宗不听。过了几天,仁宗读《贞观政要》,杨朵儿只正在跟前,仁宗感慨地说:“魏征,真是古代少有的好大臣,我怎么能用上这样的人呢?”杨朵儿只说:“那是因为唐太宗给了他机会,如太宗不给他机会,魏征想做直臣,他也不会有可能。”仁宗听了之后,笑着说:“你还是惦记纳磷的事吧?我就赦免了他,以成就你直谏的名声。”就这样,仁宗采纳了杨朵儿只的建议。后来,朝廷给了他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的荣誉,作为对他直言的回报。
当时位居一品大员的朝官,有许多向仁宗请求王爵,赠封先世。有人就对杨朵儿只说:“你现在正受皇上重用,如果也向皇上提出类似请求,皇上肯定会答应的。”杨朵儿只说:“我出身寒微,幸亏遇见皇上看得起,提拔我在朝中任职,我内心就怕不能称职,我哪里还敢有其他的奢望呢?况且,如果我真的那样做了,又怎么能不让别人也那样做呢?”杨朵儿只不仅敢言直谏,主持正义,而且他时时处处以身作则,身行正义,所以,才受到朝廷内外的尊重。
元明善有哪些逸事传世?
元明善,字复初,大名清河(今河北清河)人。他天生颖悟,有过目不忘之能,通于经书,尤精《春秋》,二十岁时,就因文章出了名。
元明善与当时另外一个名人虞集是好朋友,二人俱以文章学问出名,难分高下,时有争论。元明善评虞集说:“虞集研究经书,只是朱熹的经学,至于自汉以来那些儒家所用心研究的东西,研究得就不那么多了。”虞集也评价元明善说:“写文章如果一定要像元明善所说的‘若雷霆之震惊,鬼神之灵变’才可以的话,将自己所想说的话全说出来,这就不是性情中至善的东西了。”开始时,二人关系很好,到了京城之后,就谁也不肯服谁了。
董士选与他们俩是好朋友。董士选要到江浙任职,元明善、虞集二人为他送别,到了城门外,士选说:“伯生(虞集字)有公务在身,就请先回吧,复初(元明善字)应当再送我一程。”虞集就回去了,元明善又送了二十多里。二人到了一个旅馆里,士选将预先准备好的凉菜拿出来,二人同用。士选举起酒杯对元明善说:“我因是功臣的后代,得以在朝中为官,无补于国,一心想为朝廷物色几位贤人,以便为朝廷、为国家所用。像你与伯生,日后一定前途无量,但我担心你们二人被他人离间成怨。你是中原人,在仕途上一定会大权在握,伯生是南人,将来会被你压抑、打击,这是令人痛心的事。现在你就将这杯酒喝了,答应我不要这样做。”元明善被这种真情打动,接过酒杯,跪着一饮而尽。然后站起来说:“我一定会照你说的去办。以前的事情再也不提了。现在我与虞集之间的恩怨已经解了。就请你再赐我一杯酒,我终身不忘你今天说的话。”董士选就又敬了元明善一杯酒,于是二人就此分别。元明善一直想找一个适当的机会与虞集当面化解二人间的不和,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吴全节与元明善是好朋友。有一次,吴向元明善求文一篇。文章写好后,元明善对吴说:“伯生看见我的文章,一定会做出批评的。我很想知道他对这篇文章的看法。你把伯生请来,让他评论一下。”虞集看了这些文章之后,说道:“您如能听我的话,去掉百余字,这就是一篇好文章。”元明善就把笔拿给虞集,让虞集改,虞集删了一百二十几个字,文章果然比刚写时好多了。元明善很高兴,于是二人欢好如初。
虞集为什么能够声名远播?
虞集,字伯生,崇仁(今江西崇仁)人。他是宋故丞相虞允文五世孙,世代有文名,可谓出身名门而又承家学、道德、文章臻于一流。他一生虽在朝做官,但不汲汲于功名富贵,唯恐道德不合,文章不妙,学问不纯。
虞集一生以孝友闻名天下。他家望很盛,在南宋灭亡后,陪双亲四处流亡侨居,在流亡中,虞集奉侍双亲,有如在家居的时候一样周备,经常陪伴在父母亲的左右,从不违背父母的旨意。他的弟弟早死,虞集就承担起抚养他弟弟遗孤的责任,看做和自己的儿子一样。他的哥哥在公事中亏下公款数千缗,他也没有怨言,尽力替哥哥补齐。真正做到了为子孝,为弟恭,为兄悌,躬行儒学教义。对于隐居于山林之中的有真学问的人,他必折节下之;鼓励后学,即使是年龄小或出身贫寒者,他也认为都在自己之上。他一生在朝中做官,却从来不阿附权门,以求仕达;在中书省议事时,正言谠论,多为众臣认可,他经常用三言两语,就能把众人的疑惑解释清楚。但他从不自以为有德。即使救治一个濒临死亡的人,他也不会认为对人有恩。所以,朝野上下,京城内外,人们都十分尊敬他,比如张珪、赵世延这样的名臣对他尤其礼敬。凡有什么疑惑,一定会亲自到虞集门下咨询、求教。所以,他的名声在当时特别大。人们都以结识这样一个彬彬儒者为荣。
他在朝做官,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家无余财,归老退居之后,家中人口也多。慕名的人络绎不绝,结伴而至,有的人出于尊敬甚至争着给他送房子地产。但他从来不苟且为人作文,以迎合世俗。有一个人,资产为一方之首,在本地有权有势。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托人请求虞集为他父亲写一篇墓志铭,以重金中统钞五百锭为见面礼,虞集不为所动,使求文者惭愧感叹而去。求教者送来的礼物,他都慷慨地用在了来访的宾客身上,从不因为家境不富裕而有所吝惜。所以,人们愈加尊重他。
虞集评价人,一定要先看他的度量见识,如果他认为一个人的度量不大,见识不远,决不会去沽名钓誉,与世俗混而为一。他评价文章,一丝不苟,一定要做到精而益精,善而又善方才罢休,凡文意有违反经书的,文辞再美,也不会夸奖一句。他的这种评人品文的做法,即使招致他人诽谤甚或忤怒权贵,也不改变。他的这种评价方式是很准确的。比如他评价元明善的文章,元明善就很欣赏。御史中丞马祖常很欣赏一个人,但虞集认为这个人虽小有才华,但度量、见识不足,认为这个人不会有好结果。马祖常几次想让虞集在推荐书上签名,虞集不签,惹得马祖常很不高兴。后来,这个人果然事败身死,到这时,人们才叹服虞集有先见之明,都认为他有知人之能。
虞集学识非常广博,而尤其好探究其本源,寻根问底。在研精探微中,凡心领神会,意有独造,往往寓之于文。因此文章之妙,天下少有能比得上他的。他平生写了一万余篇文章,流传下来的仅仅十分之二三,这是十分可惜的。
揭傒斯在修定礼、乐、史籍方面有什么贡献?
揭傒(xi)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年少时,他读书特别刻苦,昼夜不息,文章名声早布。后入仕为官,朝廷大典册,国家对功、德显著之人的表彰铭文,都离不开他。即使外国人,也都羡慕他的名声,都以能得到他的文章为荣。他一生的主要贡献在修定礼、乐、史籍上。
揭傒斯参与了《经世大典》的修定。其中的《宪典》即是他亲手所为,书成之后,文宗非常满意,夸赞不绝,以为与《唐律》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元统年间(1333~1334),奉旨祠北岳、济渎、南镇。不久,授予他同知经筵士等官,当时经筵都是兼职,而无专官,所以经书的微辞奥意,必经揭傒斯确定而后进呈皇上,皇上多有奖赐。
古代风景画鉴赏揭傒斯在仁宗延祐初即被授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被李孟认为是真正修史的人。他撰写的史书有《功臣列传》、《明宗神御殿碑》、《太平政要策》,后朝廷修辽、金、宋“三史”,揭傒斯为总裁官。有一次,丞相问他:“修史以何为本?”他说:“以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能用,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的人,不能用。因此,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先。”他曾与下属的修史者说:“想求作史的法则,必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小善必录,小恶必记。不这样,怎么能表达出惩罚与鼓励呢?”自从任宋、辽、金“三史”总裁官,揭傒斯俨然以笔削自任,凡是政治得失,人材贤否,一律以公心为准而后定其是非,有意见不统一的地方,一定要反复辩论,一定求其恰当而后罢。因用人得当,思想明确,用了四年的时间,就修成了《辽史》,后在修宋、金二史时,积劳成疾而卒。
欧阳玄有什么事迹见于记载?
欧阳玄,字原功,与欧阳修同宗,后迁到浏阳(今湖南浏阳),欧阳玄就出生在浏阳。他是仁宗延祐二年(1315)进士。一生历仕仁宗、泰定帝、文宗、惠宗等朝。
欧阳玄在年幼的时候,他母亲就教他背诵《孝经》、《论语》以及小学诸书。后从师学,每天都能背诵数千字的文章。十岁那年,有一个头戴黄冠的先生见到欧阳玄之后,对他的老师说:“这个孩子神气凝远,目光逼人,日后一定是以文章冠绝当世,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本来就文思敏捷如泉涌,后又师从南宋遗老中长于为文之人专学作文,这样,天赋、名师再加上勤奋,就铸就了欧阳玄的学力、才力、胆力、识力。诸子百家,无不精通,尤其留心伊、洛诸儒的源委,对此深有心得神契。
仁宗延祐元年,朝廷开科取士,欧阳玄以《尚书》得中,次年赐进士出身。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仕途生涯。在任地方县尹期间,某县疑狱多,积久难决。欧阳玄上任之后,审察其情,都恰当地做出判决。豪强为霸一方,欺压百姓,虐待驱奴,他力抑豪强,解放驱奴,使之成为良民。当地百姓非常拥护他,教化大行。在任某县尹时,辖内的少数民族之间总是有争端。他刚上任一个月,就有两个部落兵刃相见,县衙僚属相顾失色,不知怎么办。欧阳玄了解了大概情况之后,立即单骑而往。到了两个部落交兵之地,只见横尸遍地,杀声震天,殴斗正酣。有一个首领认识欧阳玄,看到欧阳玄之后,就立即下令停战。然后放下武器,排好队列,揖拜而言:“我们不是不怕朝廷之法,只是因为我们曾经有冤枉向前县尹诉讼,前县尹不仅不给我们申冤,反而加重了我们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我们实在是忍不下这口气,才出此下策,铤而走险的。没想到我们清廉的父母官亲自来解决我们的事情。”言辞理直而恳切。欧阳玄告诉他们务必先各自停战,不要再有无辜死伤。又把朝廷的法律向他们讲了一遍。然后回去重新审理其冤情,于是这些少数民族就再也不闹事了。因政绩卓著,后被朝廷征召,做国子博士、国子监丞。
泰定帝时,欧阳玄被授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当时政局不稳,时有战事。欧阳玄每天在内廷参加议论决断重要事务。远近调发的诏书檄文都出自他手。文宗即位后,郊庙祭祀、册封皇后、设立太子、赦免的诏书也都出自他的手笔。后来又向朝廷上疏建议时下急务的数十件大事,很多都被施行。由于欧阳玄出色的政绩,文宗亲自签署任命他为艺文少监,奉诏撰修《经世大典》,后又升为太监、检校书籍事。
惠宗时,奉诏修撰辽、金、宋三史,为总裁官。在任期间,尽心尽力,制定发凡、范例规则,使修史官有所依凭。史官中有议论不公的,他也不以口舌争胜,等到史官把书稿呈上,然后更定,使其自正。史书中的论、赞、表、奏,都出自他的手笔。
总之,欧阳玄一生为官四十多年,三任成钧,两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备受尊宠。在修撰四朝实录、《经世大典》、宋、金、辽三史这些大规模的修书活动中,都担任主角。他屡次任衡文之官,两知贡举及读卷官,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播告万方制诰,多出自他手。人们以得其文为荣。即使得到流传民间的片言只字,都当做宝贝看待。
吕思诚一生有哪些业绩见于记载?
吕思诚,字仲实,平定州(今山西平定)人。他是泰定帝元年(1320)进士。一生仕历多朝,尽管仕途坎坷,但政绩卓著。
在景州蓓县尹(今河北景县)任上,他根据当地实情均徭役,兴学校,劝农桑,小县大治。不少多年流徙他乡者,闻风而归。他将县民记录在册,凡不孝悌,不事产业的,都要受罚。县吏行下乡办事,饮食有定规,超过定规,自行付酬。凡大户、富户而隐藏在职田户以修税役的,他都清查出来,令其纳应当纳的徭役。天历年间有战事,需要的钱多,得向富人借贷,以备军用。事后,都照数偿还。他还善扶危济困,脱人于厄,取缔耗民、害民的当地淫祠。有一年天旱,一个道士手持一条青蛇号称卢师谷小青,是一条龙。只要人们祈祷,天就会下雨,在乡间欺惑百姓。吕思诚知道后,立即将这条青蛇杀掉,驱逐了道士,结果天降甘霖,解除旱情,赢得一个好年景。因政绩出众,受到了朝廷的重用。
在任广西廉访司事期间,有一次他巡行郡县,听说土官恃势鱼肉百姓。在去该地的路上,土官怕奸事暴露,事先让他的儿子在道上迎接吕思诚,以讨好他。吕思诚知情后,立即下令把土官的儿子逮捕,通过审讯,将这土官干的害民之事全部查清,然后重加责罚,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又移任浙西。当时南台御史大夫与江浙省臣有仇,唆使吕思诚弹劾此人。吕思诚说:“我是天子的耳目,不是台臣鹰犬。”不久,他听说行省平章左吉贪赃枉法,浙江的百姓都很仇恨他,吕思诚把他的罪恶一条一条地向朝廷陈奏,使左吉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吕思诚才能出众,办事能力强,但他为人刚直,只知维持朝廷公正,不为权势所屈。因此,嫉恨他的人很多。以致后来屡废屡用,屡升屡降,但终因他廉洁能干名声大,正是国家所需的人才,因此尽管仕途曲折,他的好名声是越来越大,别人也难以奈何他。
吕思诚反对更钞法,在朝廷与当时力主更钞的吏部尚书偰哲笃有一场争论。吕思诚认为更钞不利于国家。偰哲笃认为,至元钞多伪,所以要更换。吕思诚认为:“至元钞本身不伪,是人在作伪。新钞也一样,新钞刚发行,伪钞一定会更多。祖宗的成宪,不能轻易改动。”偰哲笃说:“祖宗有弊端,也应该改动。”吕思诚反驳说:“你们主张更钞,这是与世祖争高下。世祖以来,诸帝都谥为‘孝’,现在要改变他遗留下来的规矩,这能说‘孝’吗?”偰哲笃说:“两种钞同时通行,如何?”吕思诚说:“两种钞同时通行,麻烦得很。你们不了解实际情况,仅凭道听途说,就更改钞法,那怎么行呢?”偰哲笃生气地说:“我们的主张不行,那你说你有什么办法?”吕思诚说:“我有三字法,那就是行不得,行不得!”丞相脱脱见吕思诚直言,一时也决定不下来。御史大夫也说:“吕祭酒(吕思诚时任祭酒)的话也是有道理的,只是不应当在朝堂上大声争吵以致脸色都变了。”于是,有人弹劾他狂妄。吕思诚不久就任湖广左丞,到武昌做官去了。在任期间,仍有政绩记载于史册。
吕思诚气宇沉凝,素有劲拔的名声。他一生三任祭酒,在职期间,遵循许衡之法,教化培养诸生,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天下名士。
卢世荣为什么被写入《奸臣传》?
卢世荣,大名(今河北大名)人。阿合马专政时期,卢世荣向阿合马行贿,被任命为江西茶榷运使,后来被罢黜。阿合马死后,朝廷大臣没有一个敢说“财、利”二字的。而此时,元世祖忽必烈生财兴利之心却颇重,他希望有人能够想办法富国富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给元世祖推荐卢世荣,说卢世荣有才能,有办法,可以整治钞法、增加课税,上可富国,下不损民。元世祖立刻召见了卢世荣,奏对称旨,世祖非常高兴,又让中书省官与卢世荣当廷对辩,结果卢世荣辩胜后,就被元世祖破格重用,一下子就做了中书右丞。
卢世荣骤被显用之后,主持元朝财政大事,立刻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上的改革,诸如整治钞法、盐法,调整课税,提出实行官营酿酒,制造铁器,铸钱等措施。卢世荣上任不到十天,御史中丞崔彧上疏元世祖说:卢世荣不可为丞相。元世祖大怒,罢免了崔彧。元世祖非常支持卢世荣。有一次,卢世荣对元世祖说:“我做的事情,反对的人很多,抱怨的人也很多,我想以后一定还会有不少说我坏话的人,我心里很害怕,所以事先向陛下汇报。”忽必烈对他说:“你给我提的建议全对,要想不让他人说三道四,也不可能。但是,你不要防备我,你自己的饮食起居要多加小心。患了足疾的狗,狐狸不喜爱,但主人怎么能不爱呢?你现在推行了一系列做法,我自然是喜爱你的,但那些奸伪之人就不爱你了。你现在的官职已定,今后出行不要只带一两个卫兵,同时,也应当小心看护你的家门。”元世祖还亲自命令丞相给卢世荣增加护卫随从。而卢世荣借此更加肆无忌惮,连丞相也不放在眼里。朝中有一个人稍与他不合,他即上奏元世祖,将其杀掉,从此以后,朝中凛凛,人们敢怒不敢言。
但就有不怕死的人,卢世荣主持中书刚几个月,监察御史陈天祥就冒死向元世祖上疏弹劾卢世荣。大意是说:在卢世荣主持国家财政几个月以来,苛刻诛求,不仅没给朝廷广开财源,反而给朝廷招来许多怨恨,现在天下百姓比以前困难了许多,国库也空虚了。考查他当初的许诺与现在的结果,没有一件事情能相符的;刚开始时,他许诺说能整顿钞法,现在弊端比以前还要多;刚开始时,他许诺能使物价下跌,而今物价反而高了起来;刚开始时,他许诺可增加三百万锭财富而不盘剥百姓,现在他强迫有司,只是虚报数字而已;刚开始时,他许诺要让百姓快乐,但他现在所做的几件事情,无非扰民而已。这种情况如果不早制止,等到恶果自行暴露再行纠正,那就好像虫子虽然灭了,但树也死掉了。”元世祖看了奏折之后,一下子醒悟了许多,立刻组织相关人当廷对质。大家一致认为陈天祥所言是实,立刻停止卢世荣的做法是十分明智的。于是卢世荣上任几个月来所行之事该停则停,该改则改。卢世荣也被关进大狱。
有一天,元世祖问一个人:“你对卢世荣怎么看?”这个人回答说:“人们都说,卢世荣的罪状已经一条一条的很清楚了,还每天养着他,白白浪费粮食。”元世祖立刻下令将其杀掉喂鸟、喂獭。卢世荣以骗术居高位,最后落得悲惨下场,所以他应归入《奸臣传》。
桑哥对当时政治造成了什么不良影响?
桑哥为人狡黠豪横,因喜言财利之事,而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后来元世祖认为他理财有方就重用了他。至元二十四年(1287)先任他为平章政事,不久又升为右丞相。在任职四年中,他推行了一系列他认为可行得通的理财方案,在整个过程中,元世祖十分信任他,他的权力也特别大,因所行过急,造成的不良后果亦大。
他刚升任右丞相,就开始检核前中书省亏欠库财,这是他检核天下财所点的第一把火。经过检核,校出中书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然后将有关官吏治罪,不许自辩。这在中书省引起了很大的波澜,不少人议论纷纷,桑哥得知后,将这些人全部诛杀,没收家产,将妻子变为官奴。他以中书省为例开刀理财,造成了恐怖的气氛。然后置征理司,又开始钩考百官仓库,因为得到元世祖大力支持,百官惶惶终日,敢怒不敢言。桑哥理财十分苛刻,毫分缕析,凡相关的人,没有不破产的,以致治罪了亏欠者之后,新官无人再敢赴任,宁愿弃家出走,到他乡去躲避。至元二十五年,又派二十人钩考诸路钱谷,对地方开始了财政检核,并为前去检核的人专派警卫,赋予很大的权力。
在对百官检核的同时,桑哥又向元世祖建议,应当向天下百姓敛财。于是又增加盐、茶、酒、醋之税,所增之额在一半之上,弄得民不聊生。
总之,桑哥专政期间,不仅专断财政,还专断官员的任命,杀伐专断出自一手。在他任职的四年时间里,他手握刑罚和官爵,把它们当做商品一样贩卖,于是天下远刑喜爵之人都来求他。只要肯出高价,有罪的人可以无罪,想当官的人都可以当官。从此朝廷纲纪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于是,朝廷里有些正直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向元世祖进言上疏,弹劾桑哥专权黩货。有人很直率地对元世祖说:“桑哥瞒蔽了陛下很多事。朝纲也让他搅乱了,凡有敢议论的,他就杀掉。百姓流离失所,天下盗贼蜂起,已到了危在旦夕的地步了。如果不将桑哥马上杀掉,以平天下人之愤,我担心此人将会给陛下带来大麻烦。”弹劾桑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元世祖令桑哥与弹劾他的大臣当面对质辩论,桑哥理屈词穷而被杀。他理政期间,阿谀讨好他的人给他立的颂德碑,也被推倒了。
铁木迭儿是如何专权擅政的?
铁木迭儿是木儿火赤的儿子。他的后台是太后答己,两次为中书右丞,都是依靠太后的势力。在位期间,仗势专权擅政,官民皆怨,朝廷、地方不得安宁。
仁宗初年,他提出买盐引以及括田江南的主张。这是他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提出的向商人和江南农民敛财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了仁宗的同意。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官吏苛刻残忍,成了害民之政。江西一带尤其严酷,从而激起了赣州(今江西赣州)蔡五九的暴动,整个南方为之震动,不久,这种敲骨吸髓地向百姓榨取财富的做法就被迫终止。铁木迭儿在朝野的种种虐政,引起了朝廷大臣的普遍不满。杨朵儿只等四十余名御史共同向仁宗上疏,弹劾铁木迭儿的奏折中列举了他收受贿赂的人数、钱物,以及他任人唯亲,纵家奴戕害社会,而他自己却全然不管、怡然自安等种种罪行。指出天下四海之人都盼着将他车裂斩首而后快。仁宗看了这份奏折之后,十分震惊和气愤。想把他抓来治罪,但他躲在太后之处不出来,仁宗无奈,最后只能罢了他的相位。
仁宗死后,铁木迭儿以皇太后旨,又做了中书右丞相。这次为相,他比以前更加疯狂。他身居相位,不在国政上用心,只是一心报复前仇。他刚任右相不久,即把仁宗时弹劾他的御史中丞杨朵儿只和萧拜住,以违太后旨而论罪弃市。从此朝廷大臣,人人担心害怕,惶惶不可终日。不久,铁木迭儿又心恨贺伯颜以前不依附于自己,以公报私,将其诛杀。后来又想杀英宗非常信任的赵世延,因为赵世延曾经议论过他的倒行逆施,因英宗力保,赵世延才得以躲过这一场杀身之灾。
铁木迭儿复相之后,仗着他受太后宠信和自己的权力,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报复曾经与他有过不和的人,而且必置之死地而后快。睚眦之私,无有不报。肆杀前怨,御史台为之一空。这在历史上也属少见。
铁失为什么被列入《逆臣传》?
铁失是权相铁木迭儿的义子,他的妹妹是英宗妃。英宗很信任他,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忠翊亲军都指挥使、左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太医院使,兼领广惠司事,可谓集要职于一身。
铁木迭儿死后,其生前的种种罪恶渐渐被人们揭露出来,英宗委任拜住为右丞相,负责检举、肃清其奸党,同时振立纲纪,进举贤者,斥退不合格的朝官。铁失既是铁木迭儿义子,又是经铁木迭儿举荐而掌上大权的,他与铁木迭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考虑到自己难脱干系,所以暗暗地想着应付的办法。
至治三年(1323)八月,英宗自上都返回,在距上都二十里许的南坡停下来。这天夜里,铁失勾结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等十六人,发动了震惊全国的政变。他以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杀了与英宗同行的拜住,他亲自冲进英宗卧内,弑杀英宗。九月,遣使奉玉玺迎泰定帝于漠北。泰定帝即位之后,任命铁失为知枢密院事。十月,泰定帝诛杀铁失等奸党。
铁失本以为杀英宗、迎立泰定帝,会使自己免于被诛的结局,结果他还是难免历史的惩罚,不仅性命没保住,就连他的子孙也全被诛杀,家产籍没。
孛罗帖木儿为什么被皇帝派人暗杀?
孛罗帖木儿是答什八都鲁的儿子。他随父在镇压红巾军中起家,他父亲死后,代父做了军中统帅,是元末镇压红巾军的主要刽子手之一,为元廷立有功劳。他被元顺帝派人暗杀,主要是顺帝与太子不和造成的,是元顺帝与太子斗争的牺牲品。
至正二十四年(1364),元顺帝与太子不和。元顺帝在外所倚重的主要是孛罗帖木儿,太子以孛罗帖木儿手握重兵,飞扬跋扈,不听朝命等罪,建议削他的兵权。但孛罗帖木儿不仅没有听朝廷之命,反而命部下攻击京师,顺帝又将奸相搠思监、朴不花等押送给他,以解他心头之恨。后又任命他为太保、中书平章,兼知枢密院事,对孛罗帖木儿更加重用,这样皇太子与他的仇就更深了。为了保障安全,皇太子调兵护卫京师。不久,孛罗帖木儿纠集人马攻击京师,京城震动。皇太子亲自统兵督战,结果被孛罗帖木儿打败,太子及其党羽逃出京城,元顺帝又进一步重用了孛罗帖木儿及其党羽。
不久,元顺帝又加孛罗帖木儿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太保、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兵马。这样,他与太子的仇恨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
至正二十五年,皇太子谋划如何除掉孛罗帖木儿及其党羽。他调集了岭北、甘肃、辽阳、陕西以及孛罗帖木儿世仇扩廓帖木儿的军队,进兵讨伐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也不甘示弱,竟将皇后赶出皇宫,幽禁起来,同时也调兵遣将对付太子兵马。在此关键时刻,孛罗帖木儿手下的一员重要将领倒戈,与前来讨伐他的军队联合起来对付他。孛罗帖木儿一怒之下,派自己最得力的大将前去讨伐叛将,反而吃了败仗,爱将也被生擒,于是太子军军威大振。孛罗帖木儿大惊,亲自带兵迎敌,正遇上连下三天大雨,无功而返。从此,他每天郁郁不乐,饮酒消遣,荒淫无度,喜怒不常,醉酒杀人,弄得朝廷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下了密旨,令心腹暗暗寻找可以刺杀孛罗帖木儿的勇士,在适当的时候行刺。
这一年七月,上都传来了捷报,孛罗帖木儿准备进宫向顺帝奏报这一消息,走到延春阁李树下的时候,被顺帝招来的几个勇士杀死。皇帝于是一边下令尽杀孛罗帖木儿余党,一边将孛罗帖木儿的首级函送太子,请太子还朝。后来,孛罗帖木儿的余党全部被诛杀。
韩山童、彭莹玉是怎样组织人民起义反抗官府的?
利用宗教把农民组织起来反抗朝廷,是历代农民起义都使用过的方法。元代农民起义,最初也是利用白莲教和弥勒教来组织民众的。
古代风景画鉴赏白莲教供养的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代表光明,是“明王”,这种宗教劝人今世念佛修行,死后可到西方净土白莲池上去过幸福美满的日子。弥勒教供养的是弥勒佛,弥勒佛下世之后,世界立刻变样,一切皆如人愿,充满光明和美好。元朝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这首诗叫《扶箕诗》,是教徒在活动时唱的。诗中充满对不平的憎恨,对公平与太平的渴望,这首诗对元统治下的百姓无疑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这是元代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据。
元朝末年,北方形成了一个秘密白莲教中心,以韩山童为首;南方形成了一个秘密白莲教中心,以彭莹玉为首。
韩山童是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人。他祖父就宣扬白莲教,到他自己为教主时,他的教徒更多了,不仅在河南、江淮一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有一批像刘福通、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这样的忠实信徒。元末社会矛盾日趋激烈,韩山童等抓住时机,加紧宣传,用“明王出世”、“弥勒降生”等吸引群众,把矛头指向元廷。元末农民起义的爆发,与韩山童的这种鼓动有直接关系。后来,韩山童成了元末农民起义的领袖。彭莹玉是江西袁州(今江西宜春)人。他从小出家为僧,能为当地百姓消灾解难,因此在当地的名望很高。他看到元代气数将尽,便以宣传弥勒佛教为名,广泛发展教徒,逐步成为秘密宗教领袖。后至元四年(1338),他在袁州发动过一次起义,不久失败。他充分总结吸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更加勤奋地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到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时,他的信徒已布满了江淮一带。因此,当北方的韩山童一起事,彭莹玉的信徒们便跟着在南方纷纷起事,这对于鼓舞农民起义军的胜利信心,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打击、瓦解元朝的腐败统治,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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