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节

    10王秫《王文忠公集》卷一。
    《金史·元好问传》。
    《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六《揭公神道碑》、《元史·揭侯斯传》。
    《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六《董公神道碑》。
    《宋史·道学传序》。
    第三十九章
    大元王朝全面解读元朝在水利工程方面取得了什么成就？
    元代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很多，但足以代表元代在水利工程上取得成就的，要数大运河的开凿和对黄河的治理。
    大运河本来是元代之前就有的一条南北主要漕运通道。元在前代基础上，凿通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三段，其中会通、通惠整体上只占全运河的十分之一多一点，但在工程上却十分浩大，主要是由于地势复杂。为此，运河修凿设计者们在前代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最后设计出了梯级船闸，解决了通航的困难。如通惠河船闸的设计者郭守敬，在通惠河上设有十座船闸，这些船闸的建造，起着调整两闸中间水位的作用，保证了大运河基本通航的条件。同时，也为后世在山岭间开辟航道提供了经验。
    元代另一次大的水利工程建设是贾鲁治河。贾鲁为了治理黄河，“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复数千里，备得要害”，为他治理黄河打下了十分坚固的基础。据记载：贾鲁治河从四月二十二日开工（至正十一年，1351年），到当年十一月十一日完工，共计一百九十天左右，动用人力近二十万，疏浚河道二百八十多里，堵塞大小决口一百零七处，总长达三里多。修筑河堤上自曹县下至徐州，共计七百七十里，工程之大，在我国治河史上实属罕见。他治河用的主要方法是疏、浚、塞并用。疏、浚就是疏通故道，所谓塞，就是堵塞决口，先疏后塞，就是先把工程最大的土木先做掉，免得将来水下作业。这些工程完成后，贾鲁创造了石船堤障水法，最后终于取得了治河的成果。
    元朝在数学上取得了哪些成就？
    中国数学史上有宋元四大家的说法，这四人是秦九韶、李治、杨辉、朱世誉。四人中，除秦九韶为南宋末年人之外，其他三人全生活在元代。李俨、杜石然的《中国古代数学简史》说：“宋元时期的中国数学，事实上确是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高次方程解法较欧洲的霍纳方法早出八百年；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消去法，要比欧洲早出近五百年；联立一次同余式解法，早出五百多年；高次的内插法早出近四百年。在许多数学的重要领域之内，中国数学家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元代在数学上取得的成就。
    李治的《测圆海镜》是一部系统的“天元术”著作。所谓“天元术”大致是指用已知数，通过方程式，求出未知数的方法。他的《益古演段》是初学天元术的辅助读本。
    宋世杰的《算学启蒙》是关于乘除运算、开方、天元术等由浅入深的数学启蒙教科书。他的《四元玉鉴》主要是关于二次以及二次以上多元方程组的解法，他在数学上的贡献主要是发明四元术和多种高级等差级数求和方法。
    杨辉著作有《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杨辉算法》，记录了一些失传的数学问题和运算方法。此外，郭守敬等编定《授时历》时，还运用了球面三角学的新方法。从现在许多资料都可以推断珠算在元代已经是较发达了。
    元朝统治时期的中外科技交流情况如何？
    元代疆域横跨亚欧大陆，客观上有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当然也包括科技的交流；另一方面，元统治者也比较注重收罗各方面的人才。因此，国外的人才包括能工巧匠也来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也源源不断地向国外传播。这就形成了中外文化、科技交流的盛况。
    古代田园画当时，中国和西亚、北非的伊斯兰国家是世界两个文明的中心，科技往来频繁。比较重要的比如中国的火药和烟火，在这时传入了这些国家。这是由于这些国家与蒙古军队对抗，他们是从蒙古军俘虏那里学到这些技术的。又比如天文学知识。当时，中国的天文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旭烈兀支持波斯科学家纳昔剌丁·徒思建立了一座天文台，有不少中国的天文学家在那里工作，将中国的天文历算知识也带过去，传播开来。纳昔剌丁·徒思主编的《伊利汗历数书》就是借鉴了中国的一些方法和技术编成的。波斯另一位天文学家叫扎马鲁丁来到中国后，建造了七件“西域仪象”，这些仪器开阔了中国科学家的眼界，其中有的仪器在当时是先进的，在中国第一次出现，如地球仪，其上水占七分，陆地占三分，近似于现代地理学中地球上水与陆地的比例：70.8％29.2％。扎马鲁丁还带来了二十几种科技书籍，包括天文、历算、地理、历史、医学、哲学、文学、相学、机械学、占金术、占卜学等。这些书对促进中外科技交流无疑是有益处的。此外，阿拉伯数字也至少在这时传入中国。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医学交流也在进行。如阿拉伯著名医学家伊本·西拿在他的名著《医典》中吸收了中国医学的脉学。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也被译成波斯文，针灸疗法、姜茶、大黄、肉桂等药材也传到西亚。另一方面，回回药和医疗方法在中国也受到了重视，上都和大都都有回回药物院。
    元代与外国的科技交流除以上的伊斯兰国家之外，与其他国家、地区也有广泛的交流。比如阿尼罗出生在今尼泊尔境内，他是一个建筑学家。他来到中国后，先在西藏建造金塔，后因技术高超被推荐给了皇帝，在将作院任职。他在中国共营造了三座佛塔、九座大寺、两座祀祠、一座道观。把印度式的白塔传到中国。又长于铸像、塑像、织像。他的铸造技术水平很高，郭守敬的天文仪器大多数是他铸造的。总之，他带来的技术在当时影响很大。
    少数民族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什么贡献？
    元朝是我国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在整个的大融合过程中，各民族取长补短，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科学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就科学技术方面而言，除了人所共知的西北少数民族的种棉术、酿酒业、蒙古的养马术、藏族的建筑术、西南少数民族的纺织术等外，还在较普通的天文、地理、水利、农学、医学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并出现了不少有名的科学家和发明家。
    回族科学家瞻思，他的祖先是阿拉伯人，后定居河北真定（今河北正定）。他精通数学、地理、天文、水利等知识。他根据宋金治理黄河的经验和著作，重新编定《河防通议》一书，此书总结了前人治理黄河的经验，是一部治理黄河经验、知识的汇编，对治理黄河有较大参考价值。此外，他还有《镇阳风土纪》、《续东阳志》、《西国图经》等地理著作。
    萨德弥实，也是回族人，他是有名的医学家。他对中医有研究，《瑞竹堂经验方》是其医学专著。忽思慧研究了植物和汉、蒙、回、女真等族的饮食，写成《饮善正要》一书，反映了他在中医药物学和营养学、植物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黑迭儿也是回族人，他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大都新宫城的设计就出自他手。
    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元代三部著名农学著作之一。书按月写成，详明每月当从事什么农事，实用而科学。此外，还有藏贮蔬菜、制作酱菜等生活小常识。
    总之，元代少数民族在科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元朝取得了哪些修史成就？
    我国官修总共有二十四史，其中“宋”、“金”、“辽”三史为元代所修。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正式设局修史，脱脱任三史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侯斯、吕思诚为《辽史》总裁官；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为《金史》、《宋史》总裁官。至正三年四月开始至五年十月以二年半的时间全部完成，三史共七百四十七卷。
    《辽史》所依据主要是耶律俨的《皇朝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取其精粹而成。《金史》、《宋史》的材料比《辽史》更加丰富。三史的修成，是各族史家共同劳动的结晶。在中国的二十四史中，有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史家参与修史，这在历史上仅罕见。
    三史按历代正史体例编成，即分为纪、志、表传，但是纪、志、表却又各具特色。这是由于这三个政权各具其特点的缘故。例如《辽史》的《营卫志》与《部族表》，这是传统史书中缺少的。又如《辽》、《金》二史都附有《国语解》一卷，这也是传统二十四史中所仅有，由于契丹、女真族的语言文字渐渐为人们所不知。因此，这部分内容就成了今天研究契丹、女真文字的珍贵资料。
    三史虽然是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但因其材料多而且现成、编纂方法正确，因此，这三史基本上反映了这三个政权的历史真实。但是，因为编纂时间太短，对材料的取舍有不精之处，由于校核不精，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错误，诸如一人两传、纪传不符、译名不一、各史互异等问题。此外，元统治者还将不利于自己的大量材料删除，比如金与蒙古早期的关系，后人就无从知晓。
    什么叫元曲？
    我国文学史上有一种说法：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文学。最足以代表元代文学成就的是元曲。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是一种由诗词变化发展而来的新诗体；杂剧是一种包括歌唱、音乐、舞蹈和完整故事情节的歌剧。通常所说的元曲，主要是指元杂剧。
    元杂剧是在前代戏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成熟的戏曲形式。它以歌曲（唱）为主，唱词由同一宫调的套曲组成，配合以宾白（白）、动作（科），结构一般是四折，剧前或中间有“楔子”，曲词一般由一个主角（男为正末，女为正旦）唱到底。元代杂剧非常繁荣，据有关材料记载，元代杂剧作家约有二百人，剧目有六百种左右。其中代表性的作家有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王实甫、郑光祖、女真族作家李直夫等。
    代表作分别有《窦娥冤》、《墙头马上》、《汉宫秋》、《西厢记》、《倩女离魂》、《西游记》等。
    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两种。小令只是一只曲子，类似一首词，或一首诗；套数则是由小令联组而成的。其代表作家除以上所举大家之外，还有张养浩、卢挚、王和卿、刘致、张可久、乔吉等。此外还有少数民族作家，如：蒙古人阿鲁威，女真人奥敦周卿、王景榆，维吾尔人贯云石、全子仁、马九皋，回族人金元素、金文石、萨都拉、阿里西英、丁野夫等。其中最有成就的是维吾尔人贯云石。
    元曲的繁荣和发展原因很多。根本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的城市经济比较发达，商业活跃，城市居民的大量增加，促成了杂剧的发展和繁荣。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大量文人沦入社会底层，与社会实际接触较多，因而获得了丰富的创作源泉。
    关汉卿对杂剧的发展做出了什么贡献？
    关汉卿，号已斋，大都（今北京）人。正史关于他的事迹记载得很少。他的活动当在十三世纪，大半生在大都度过。
    关汉卿是元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大的戏剧家，也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戏曲家之一。对杂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首先，关汉卿是一个能编能导能演的元代剧作家，文、声、容兼治，自称为“梨园领袖”、“编修帅首”、“杂剧班头”。在他的周围，有一批诸如王实甫、杨显之、费君祥等著名剧作家。他与杨显之风格相似，经常一起谈论切磋创作，他与王实甫也是密友。这些人相互影响，对杂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不仅如此，关汉卿与杂剧演员也有密切的交往，这使得他十分熟悉戏园子生涯，也提高了自己的艺术修养。他与当时一个著名演员珠帘秀有深厚的友谊。珠帘秀是个天才的演员，艺技精湛，独步剧坛。我们可以想像出她对关汉卿的影响。再加上关汉卿本人多才多艺，有时亲自登台演出。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关汉卿成为了元代最有成就的戏剧家。这当然也会对其他戏剧家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其次，关汉卿的创作为元代杂剧提供了范本。关汉卿一生写了六十多个剧本，今存十八种。主要作品有《窦娥冤》、《救风生》、《望江亭》、《单刀会》、《拜月亭》、《蝴蝶梦》等。这些剧本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取材，揭露了黑暗的社会，抒发了自己悲愤的胸怀，表达了对被压迫、受欺辱的下层人民深切的同情，特别是对于下层妇女诸如寡妇、妓女、乳娘、婢女的同情，也歌颂了他们的反抗精神。关汉卿在艺术上也取得很大成就。他善于运用戏剧的特殊结构来刻画种种典型人物，有时不惜用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以加强感情色彩。比如《窦娥冤》中窦娥临刑前的三桩誓愿：一要刀过头落，血上素旗，一滴不沾地；二要六月下雪，掩盖她的尸体；三要“这楚州亢旱三年”。这三桩誓愿全实现之后，才能充分理解“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直落得两泪涟涟”所包含的强烈的情感，也才能理解什么叫“感天动地窦娥冤”。再连系上“把滥官、污官都杀死”，要为“万民除害”，可以看出沉积在关汉卿胸中那种似火山一样的对贪官污吏的愤怒。由此体现出关汉卿戏剧的艺术感染力。
    关汉的创作大大地促进了元代杂剧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元曲在古典文学中的崇高地位，也奠定了中国戏曲在世界文学中的崇高地位。
    什么叫南戏？
    南戏，又叫“戏文”。本来是浙江温州一带的地方戏种，后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元朝后期一种重要的剧种。
    相对杂剧而言，南戏比较自由、灵活。剧本没有一定的出数，一出中不限于通押一韵，也不限于一个宫调，演唱的角色不必一人唱到底，可生可旦，有的甚至二人互歌，或数人合唱。总之，南戏与杂剧相比，显得十分自由而灵活。
    现存南戏剧本完整的有十余本，存目一百七十种左右。可见南戏在当时是很繁荣的。著名的作家有高则诚，代表作是《琵琶记》。此外，还有被称为元代“四大传奇”的《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简称“荆白拜杀”。
    南戏到了明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古代铜器赵孟頫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什么地位？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嫡裔，史载他有经世之才。南宋灭亡之后，元世祖江南求贤，赵孟頫欣然出仕，他出仕不是为做官，而是为了“行义达道”。但因为他的出身，他一生在政治上的才能没能发挥出来。但在文化领域，赵孟頫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特别是在书法史上，他的影响特别大，地位特别高。
    在书法上，赵孟頫是元代的代表人物。他从幼年时起，练字就特别下功夫，尤其喜欢临摹，通过长期的坚持和努力，晋、唐诸代名家的字尽入胸中，他能做到临谁像谁。他对写字的要求特别严格，首先执笔必须坚实有力。他自己写字时一丝不苟，凡写必求尽善尽美。正因为有如此的刻苦精神和严格要求，赵孟頫才成为元代无可比拟的书法大师。在书法上，他掌握晋、唐诸代名家的字体风格，并在前人的基础上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做到了“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无对手。在书法的篆、隶、楷、行、草五种主要种类中，无一不精湛。因此，赵孟頫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对后世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他之后的书法家中，少有不受他影响的。
    地理学在元代有什么发展？
    理学在元代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以许衡为代表的理学家将行道与推行汉法联系起来；一是理学在元代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
    元代的理学家接触程朱理学比较晚，始于灭南宋的战争中。但一经接触之后，就以程朱理学为天下之道，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并身体力行，姚枢、窦默、许衡这些代表人物都是这样，他们主动承担起发扬理学的重任。如何才能使理学得到发扬光大，显然只有借助元朝廷的力量。所以，当忽必烈征召他们时，他们都欣然而往。他们出仕，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为了行道。道在朱程那里，是性理之学，认为理自天出，性体现天理，封建礼教和典章制度都是天理在人间的体现，是永恒的、至尊的。许衡等人认为，道就是汉法，汉法就是道。他们都认为，元朝要想长治久安，必须行道，也就是必须推行汉法，许衡倡导“以道事君”，认为“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郝经也说：“行中国之道，即为中国之主。”这样，就把道与汉法直接联系起来，使程朱理学成为元的官方哲学。元统治者接受了他们的意见。这是元代理学发展的第一个特点。
    元代理学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理学在元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理学本发源于北方，但随着宋廷南迁，朱熹完全是南宋人，因此，理学开始时只在南方发展传播。元灭南宋之后，元统治者采用了许衡诸人行汉法的主张，于是理学开始广泛地传播和流行。这与许衡等人推广理学的思想有直接关系。他们认为，理学流行在于“学”，而“学”呢，又首先是“帝王之学”。窦默说：“帝王之学，贵正心诚意。”他常向忽必烈讲三纲五常之类的道理，也一度负责太子真金的教育。许衡、王恂曾向忽必烈讲《资治通鉴》和《贞观政要》，许衡对忽必烈说为君必须修德、用贤、爱民，这是天下大治的根本。其次是“设学养士”，即立学校。姚枢、许衡都很重视立学校，许衡在《时务五事》中明确地说：“自上都、中都及司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至庶人之子弟皆从事于学，曰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至于平天下之要道。”他的建议得到了重视，至元八年（1271）任许衡为国子祭酒，开始以理学教育蒙古贵族子弟。至元二十四年，元正式设立国子监，同时路府州县普遍设立学校，到至元二十七年时，全国学校总数已超过两万所。
    许衡是元代最有成就的教育家。从教师到学生到教材以及学习方法，他都有一套很成熟的思想。比如在教材上，他坚持认为以朱熹的《小学》作为入门，而后学《四书》，再学《五经》。他的这一套教育思想在元代得到了普遍贯彻实行，影响很大。这样，程朱理学便在元代得到了普及。
    此外，元代书院讲学活动也十分活跃。著名理学家吴澄、金履祥、许谦等都曾在书院讲学著书。据统计，元代书院有四百零七所。一些理学家不愿仕元，就在这里以讲学为高。讲学的内容基本上是程朱理学。这也是元代理学传播、发展的另一个途径。
    程朱理学在元代的传播和发展，牢固地奠定了其封建正统学说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特别大。
    蒙古人是怎样营建大都的？
    蒙古统治者营建大都是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而决定营建的。在营建的指导思想上，主张与当时张扬的政治形势相协调，宫室城邑一定要宏大壮丽，雄视天下。因此，大都城的修建，在规模上是空前未有的，在风格上，整个城市与宫廷的设计与陈设，既体现了汉人的仪文制度，又保存了蒙古人的传统风俗，整体的建设体现了蒙汉杂糅的时代特色。
    城址坐北朝南，是一个南北较长的巨大矩阵，周长总计两万八千六百米。中心点在积水潭（今什刹海）东岸的中心阁。分设城门十一座，正南居中为丽正门，东面居中为崇仁门，西面居中为和义门，正北之东为安贞门，西为健德门。皇城周围约二十里，在城南而偏西。宫殿主要分为三组：大明殿、延春阁、东宫。前两组分布在南北中轴线上，太液池之西为东宫。
    城内区划成方块形。街道大则二十四步宽，小则十二步宽，大街道、小街道均成直线，南北叫经，东西叫纬，经纬纵横。全城分为五十坊。商业区集中在钟鼓楼、城西的羊角市一带。
    整体设计上，都按照《周礼·冬官·考工记下》的原则进行设计，城池、宫阙、社庙的布置一依古制。宫阙的建筑风格、形制、命名都按汉人制度。城门、坊名由《易经》命名。殿内的布置与陈设又带有蒙古传统特色。
    总之，大都的兴建既是时代的要求，同时也是经过蒙古统治者的精心安排与取舍而建成的。在改行汉法与沿行祖制上各取所长，务使二者配合得恰到好处。大都的建设是古代建筑史上少有的范例。
    元朝统治时期南北大运河的情况如何？
    元朝的漕运虽主要靠海运，但是也利用河道进行漕运，南北漕运主要还是走大运河。元朝廷为了让传统的大运河发挥出作用，能直接通大都，又新凿修了两条河，一条会通河，一条通惠河。这两条河修通后，从杭州可直接到达大都，它一路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接起来，加强了京师与最富庶的南方的联系，是元代贯穿南北最重要的一条交通线，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重要作用。
    从政治上说，它使元朝廷与南方的联系更加紧密便利，朝廷以及诸王驸马的使臣往往沿河而下，可及时顺利地到达南方各地；江淮、湖广、四川以及海外属国的使臣贡品，也可以溯河而上，源源不断到达大都。
    从经济上来说，运河漕运虽然只是当时漕运的一小部分，但其作用也不是无足轻重的。首先，大运河畅通后，每年可将几十万石的南方粮食运到大都，是大都民用粮食的主要来源。另外，除粮食外，商人们南北贩运各种货物也倚重大运河，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凡大运河两岸，是经济比较活跃的地带，成了当地的经济命脉。大运河畅通，经济就繁荣，否则经济萧条。所以，当地人都十分重视大运河的疏通与防护，如淮海一带，就有“积渠如积金，守防如守城”的说法。
    元朝廷也十分重视大运河的畅通，为此专门设立机构管理大运河。但因运河漕运是利益所在，所以，运河漕运常常会遭到权贵和富商的垄断和破坏，使之不能正常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元朝的行省制度是怎么回事？
    第四十章
    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
    行省最早是临时性的派出机构，遇某处有事，中书省派员至该地行使中书省的职权，事情结束，行省也随之取消。到了忽必烈灭南宋后，行省逐渐成为固定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
    古代铜器至元二十七年（1290），元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行省，它们是：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而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由中书省直辖，称为“腹里”之地。
    行省在元代的统治体系中地位十分重要，它“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具体来讲，它的职能是“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
    行省设丞相一员，平章政事二员，右、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一员，其中的丞相一职往往是空缺的。行省与中书省间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行省的官员往往直接由皇帝负责。
    元代的行省制度实为我国省级行政区域划分制度的起源。
    元朝版图到底有多大？
    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分裂之后，中国被元朝统一。
    元朝的版图应包括元廷直接统治的“大汗之国”和西北各藩国（四大汗国），其幅员“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也就是说，西到两河流域，北至西伯利亚，东达朝鲜半岛，南抵中国南海。
    元朝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帝国中最大的，就连汉、唐也无法与之比拟，尤其是在西北方向，“有难以里数限者矣”，即无法用里数来计算。
    元朝的中央官制有什么特点？
    元代的中央官制是模仿以前各朝代的中央官制而建立起来的，同时又有着自己的特点。
    元代的朝廷实行行政、军事和监察的分立。中书省主管行政，最高长官为中书令，下设右、左丞相，平章政事，右、左丞，参政等职，以为首脑。由于中书令一职通常是空缺的，右、左丞相才是中书省的实际长官；又由于蒙古人尚右，所以右丞相的权力要大于左丞相，地位也要高些。中书省下设刑、兵、工、礼、户、吏六部，各部均设有尚书、侍郎等职以领部事。
    枢密院主管军事，最高长官为枢密使，下设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同佥枢密院事等职。由于枢密使是由皇太子兼领的虚衔，知枢密院事才是枢密院真正的长官。枢密院主掌军事，但军队的调动则须通过中书省“宰执”的批准，这是为了防止枢密院完全控制军队。
    御史台主管监察，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又设御史中丞以副之。御史台下设殿中司和察院两个部门，殿中司设侍御史二员，察院设监察御史若干。
    元代的中央官制是为了适应对汉地进行统治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它带有很多汉族王朝中央官制的特征，但也体现了元代民族压迫的国策。如，元廷规定中书省的右丞相必须由蒙古人担任，左丞相和平章政事可由色目人担任；至于汉人，最多只可担任右、左丞。又如，终元一代，汉人极少进入过枢密院的领导层；至于御史台的高官，也更是非蒙古、色目人莫属了。
    元朝的地方官制有什么特点？
    行省制度是元代最具特点的地方行政制度。行省是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设有丞相一员，平章政事二员，右、左丞各一员，参政二员。以上各职为行省的首脑。属官有郎中、员外郎、都事等。
    行省以下的行政机构按等级依次为路、府、州、县四级。各路设总管府，置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同知一员。元廷规定，各路的达鲁花赤必须由蒙古人充任。府、州、县之官制大抵如各路，在知府、知州、知县之上均置达鲁花赤。各级地方政府遍置达鲁花赤，并居各班之首，这是元代地方官制的最大特点，反映出了统治民族防范其他被统治民族的心理。
    元代中央的监察机关御史台设有陕西和江南两个行御史台，级别都与中央御史台相同，官制也基本相同。在这三个御史台之下，是二十二道遍布全国的提刑按察司（后更名为肃政廉访司），分别隶属于三个御史台。每道设廉访使、副使各二员，佥事四员，主掌对辖区内各级官员的纠察。
    另外，元廷还在各地设有一些专管赋税、运输的机构。
    元朝的科举制度有什么特点？
    1234年，蒙古灭金，北方的科举取士制度彻底停顿，经过八十年，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朝廷恢复了科举考试。
    元代的科举考试规模非常小。全国乡试通过而成为举人者，最多不过三百人，而会试所取最多时只有一百人。一百是元廷所规定的录取进士的最高限额。有元一代，共举行过十六次科举考试，绝大多数都没有录足一百人。元代十六次科举考试，一共录用了进士一千二百人左右。仅从录取进士的人数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元代科举考试规模之小。
    元代的科举考试还体现了元政府鲜明的民族压迫政策。元廷将应试的举子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类。在考题的设置上，“蒙古”和“色目”考生的考题要比“汉人”和“南人”考生的简单许多；而且，前两类考生只需考两场，后两类考生则要考三场。在录取的名额上，各类考生却是相等的，即从每类考生中录取二十五人。由于“汉人”和“南人”考生的数量要远远高于“蒙古”和“色目”考生，再加上考题更难，汉族考生考取进士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如仅江西一处每一次都有数千“南人”参加乡试，而全国“南人”进士的录取名额只有二十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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