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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出自哪里呢？据胡适的转述，夏德称是出自端午桥之言。”
    “夏德是外国人，但是汉学研究颇为精深，他是第一位丁龙汉汉学讲座教授。他的话有一定可信度，但是还要考查。”
    “端午桥是谁？是当年清朝派往西方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之一——端方。末旗人中的文化翘楚，学识渊博，懂金石善收藏，版本学自然是拿手好戏。”
    “《考察政治日记》里写到端方带领的中国使团在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十日参观哥伦比亚大学，文中称‘此美国第一有名誉之大学也……中国学生在此者，仅五人而已……又，图书室藏中籍甚富。’”
    “可以想象，当他们参观图书馆时，校方会将《古今图书集成》向他们展示。而该校唯一精通汉语的夏德教授，当然要出来迎接嘉宾。”
    “也就是在那时，夏德向代表团团长端方，介绍了这套书。而精通版本学的端方，一眼就看出此书并非康熙原版，乃是总理衙门仿印本。”
    “这个版本又是怎么回事呢？有记录说这个版本，‘装潢、纸张、校订皆优于康熙原版。不过由于部头太大，当时只重印一百部，准备作为分赠列强之用。不意书未送出，便遭火灾，所馀无几。此一赠书大典，乃无形中辍。’
    ‘庚子拳变期间，哥大开始建汉学院，但又苦于无汉籍足资参考。’
    ‘校方乃函请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及美国驻华公使康吉，转请中国北洋大臣李鸿章帮忙。’
    ‘鸿章乃奏请西太后交盛宣怀酌办。盛氏乃奏请以前总理衙门火馀之书相赠。这就是这部巨著来美和番的始末。’”
    “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呢？爷爷当然不会妄下结论，必须寻找史料来证实。”
    “于是爷爷开始翻查哥大校刊Columbia Spectator，按图索骥，查到一九零二年的该报报道：国务院知会哥大新任校长巴特勒，已收到驻华公使康格来函，称中国外务部选定《图书集成》一部六千册。该书包罗万有，为中国最大部头的类书，由康熙皇帝指示学者编纂，时价七千美元。该书现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准备发运来美。康格公使并在信中说，此举证明了中国人对美国的友好情谊。”
    “然后爷爷又去寻找这一天的各种美国报文资料，最后发现旧金山华文报纸《中西日报》也刊出选送书籍报道：‘十七日纽约来电云，美国外务部昨告于哥林比亚大学堂总教习毕拉，称接到驻北京钦使康嘉来函，言明中国所送该学堂之书籍，由中国外务部选得《子史集成》一套共六千卷，内备载中国古今各事，曾经康熙皇汇合儒臣纂修，书价甚钜云。’”
    李君阁立刻找到一个漏洞：“等下，两份报纸为什么名称不一样？一个叫《子史集成》，一个叫《图书集成》？还有哥大的领导，一个叫巴特勒，一个叫毕拉？”
    Alice笑道：“你还听得挺细啊，爷爷的解释是，《图书集成》在哥大这边的翻译是Tu Shu Chi Cheng，显然，《中西日报》与Columbia Spectator出自相同消息来源，只是《中西日报》是广东人办的，匆促之间，将Tu Shu Chi Cheng误译为《子史集成》。而新校长Butler，北方话翻译成了巴特勒，广东话翻译成了毕拉。”
    李君阁不由得点头道：“有道理，那这事情就算说得通了。老伯做学问当真严谨。”
    Alice笑道：“严谨的还在后面。至此，我们看到的都是来自美国单方面的记述，表明这是一单‘快递’，哥大是收件人，还必须找到发件人的证词。发件人是谁，是清廷外务部。”
    “于是爷爷又去查阅台湾学者黄嘉谟主编的《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从书中收罗的当时中美交涉各种原始档案里，查到了当时驻美公使伍廷芳的两件收文。”
    “第一件是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三日的收文。这份呈文应该早就发出，不过因为飘洋过海，收发时间相差约两个月。”
    “伍廷芳称：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美国公使康格致函外务部，称接到本国纽约可伦比亚大学堂娄总教习函，该堂内正在添设中国之学，拟购聚中国书籍存于学堂，并集中华百工所制各物，于博物院中陈列。外交部即行筹备。”
    “第二件是次年三月初三日收文。伍廷芳称：已接到南洋大臣来文，拟以《图书集成》一部备送美国学堂；至于博物院所需各种器物，美商在华通商已久，可由美商代为购办。一旦南洋大臣寄到《图书集成》，使馆即行转交哥伦比亚大学。”
    李君阁又举手：“等下，刚刚不是还说毕拉吗，怎么第一件收文里边又变成娄总教习了？”
    Alice笑道：“娄总教习，即哥大前任校长Seth Low。这事情是由他发起的，但是等一九零二年春，《图书集成》抵达哥大时，Seth Low已当选纽约市长，迎接它的，是新校长Butler了。”
    李君阁点点头说道：“简直搞得跟破案一样，不过好歹是所有扣子都解开了。”
    Alice说道：“结合所有这些资料，最后爷爷的结论是：一、此事应是李鸿章病危时所答应。”
    “当年慈禧西逃后，任命李鸿章、庆亲王奕劻为全权大臣，在北京主持与列强的谈判，耗尽了此老的精力。《盛宣怀档案选编之七——义和团运动》中记载，一九零一年十月三十日，李鸿章在寓所‘吐血半大碗，中有血饼’，医生诊断为胃出血；十一月月三日，李鸿章‘胃气渐舒，精神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