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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和这一切生活在一起。
    他们突然开始在电视上插播一些片断：一位老太太正在挤奶，她把挤^出来的牛奶倒进一个罐子，随后，一个手持军用放射量测定器的记者走了过来，测量那罐牛奶的辐射物水平。这时，评论员就会指着仪器上的读数说：看，一切都很正常，核反应堆距离此地只有十公里远。他们播出了普里皮亚季河的录像，画面里，有人正在河里游泳，还有一些人则躺在河边晒太阳。在画面上，你可以看见远处的核反应堆，以及一团团从反应堆上升起的黑烟。评论员说：西方世界企图通过谣言，散布关于这一事故的虚假信息，从而引起我们的恐慌。说到这儿，他们又拿出了放射量测定器，检验一条放在盘子里的鱼或巧克力棒的辐射量，或是用它去测量露天薄饼摊上盛放的薄饼。这些画面全都是谎言。片断中使用的军用放射量测定器是由我们的军队制造的，其用途是用于测量背景的放射量，而不是用于测量单件物品。
    这些关于切尔诺贝利的谎言及其程度之深无不令人诧异，唯一能够与
    之相抗衡的就只有那些在重大战争中出现的谎言了。
    我们都在期盼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我的丈夫希望是个男孩，而我则想要个女孩。医生们反复不断地劝我，试图说服我：你应该堕胎。你的丈夫去过切尔诺贝利。他曾经是一名卡车司机，在事故发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他们叫他去那儿干活。他的工作就是运送沙子。然而，我不相信任何人。
    那个孩子生下来时就己经死了。她比正常的孩子少了两根手指。她是个女孩。我哭了。她至少应该拥有完整的手指，我想，她是个女孩。
    没有人能够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给军队总部打电话;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肩负着军事使命;并自愿去那儿帮忙。我己经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是一名少校。他对我说：我们需要年轻人。我想说服他：首先，年轻的医生们还没做好准备；其次，由于年轻人更容易受辐射影响，所以他们受到的威胁比我们更大。他回答说：我们有命令，只接受年轻人。
    病人伤口的愈合速度开始变慢。我还记得第一场辐射雨;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黑雨。首先，你还没有做好迎接它的准备；其次，我们国家是这个世界上最好、最不同寻常、最强大的国家。我的丈夫拥有大学学历，是一名工程师，他非常认真地想说服我，这都是恐怖主义作祟的结果。这是敌人在搞分化、搞破坏。当时，拥有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可是，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在火车上，一个在建筑行业工作的男人曾经和我提到过斯摩棱斯克核电站的修建情况：无数水泥、木板、钉子和沙子被人从建筑工地偷走，然后卖给附近村庄里的人，其目的就是为了钱，为了能够买到一瓶伏特加。
    官员们会去村庄和工厂视察，并且向平民们发表讲话，可是他们当中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惰性化作用、如何保护孩子，更不知道核泄漏对食物供应的影响系数是什么。他们对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一无所知，也不明
    白放射生物学、离子化辐射这些词语的具体含义，更不清楚同位素是什么。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他们发表演讲，谈论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讲述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勇士的故事，告诫人们不要受西方间谍机构的诡计蛊惑。
    我很害怕，不敢再留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给了我一个放射量测定器，可是我能用它干什么呢^我洗衣服，洗千净的衣服又白又整洁，可是那个测定器突然狂叫起来。我做了一些吃的，烤了一个派;它又开始响。我铺床;它也响。这样的东西，我要它干什么？我喂我的孩子吃饭，突然，我就哭了起来。妈妈，你为什么要哭？
    我有两个儿子。他们没有上学前班，也不上幼儿园一他们总是待在医院里。大的那一个^mdash;他既不是男孩，也不是女孩。小小年纪的他已经秃顶。我带他去看医生，也曾经光顾过治疗术士。他是他那个年纪的孩子里个子最小的一个。他不能跑步，不能玩耍，假如有人不小心碰他一下，他就会立刻开始流血，并且很有可能因此而死亡。他患有一种血液疾病，我甚至都说不出这种病的名称。我和他一起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心想：他就快死了。后来，我才明白;你不能这样想。我躲在浴室里哭泣。没有妈妈会在医院的病房里哭泣。每当她们想哭的时候，妈妈们都会躲进厕所或浴室。当我从浴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我看上去神采奕奕：你的笑脸红扑扑的。你正在慢慢恢复。
    妈妈，带我离开医院吧。我会死在这里。这里的所有人都会死。现在，我该去什么地方哭泣？浴室？浴室门口有一条队伍;所有和我一样的人都在那里排队。
    5月1日，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他们让我们进入了墓地。他们让我们去墓地里祭奠亲人，可是警察们仍然不允许我们靠近自己的房子和花园。不过，我们至少能从墓地那儿远远地看一眼我们的家。我们在那里默
    默地祝福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