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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言之，战后的反犹主义情绪蔓延广泛，且先于共产主义势力在波兰的崛起，因为反犹主义早已因为波兰人对中世纪时犹太教祭祀谋杀的偏见而根深蒂固了。这种情绪也嵌入了他们的战争经验。
    为什么维日考夫斯基一家当初非逃离自家的农场不可？赫谢尔，你还活着？当赫谢尔皮卡兹（Hershel Piekarz）从他在树林中的藏身之处现身时，他听到有人用怀疑和轻蔑的语气这样问他。8同样，人们有这类反应并非因为他们相信有什么传说中的犹太教公社，也不是因为得到苏联援助的共产党管制波兰（这得到了犹太人的支持）让他们愤怒。赫谢尔皮卡兹以及其他和他一样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维日考夫斯基一家以及其他和他们一样曾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犹太人藏匿的英勇波兰人，在战后都不得不继续对他们的邻居掩饰这些事情;他们遭人痛恨、惧怕，并不是因为人们将他们看作秘密共产党人，而是因为他们是波兰人对犹太人所犯下罪行的目击证人，这点才最令人难堪。他们的存在意味着，许许多多的人仍在继续享受这些罪行为他们带来的非法物质利益。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谴责，尖刻地质问着人们的良知，同时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通敌
    通敌，是一个经典的战时主题，但就我们所知，在研究那个时期的波兰史学中，这个主题是一个空白。1毕竟，1941年6月，希特勒运用闪电战对抗苏联军队时，德军是被前波兰领地上（该地区于1939年被并入苏联）的当地居民当作解放军接待的！地下波兰家乡军的指挥官，格洛特  洛维奇将军（GrotRowecki）在1941年7月8日派遣了一个支队前往伦敦，将整个波兰东部边境地区（Kresy Wschodnie）的民众友好招待德军一事告知流亡中的波兰政府。2德国人攻打苏军时，比亚韦斯托克省的一个农民写道，这些地区的波兰民众热烈欢迎着德军的到来，却没有意识到后者其实是波兰最大的敌人。在很多小镇上，人们甚至手捧鲜花欢迎德军有一个居民的妹妹那时刚从比亚韦斯托克回来，她告诉我们，德国人在那个城市得到了波兰居民的热情接待。比亚韦斯托克地区另一个居民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人们开始谈论苏德之间即将打响的战争，他们都极其渴望这场战争，希望德国人能将苏联人赶走，如此我们就能留在原来居住的地方，苏联人就没办法再驱逐我们了最终，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几天之后苏联人就投降了。一直以来都在躲避苏方追查的人们欣喜若狂，因为他们再也不用害怕会被放逐去苏联了。遇到许久未见的亲朋好友时，人们的第一句话都是：他们再也不能驱逐我们了。苏军撤退的那天，恰好相邻教区的一位神父路过我们村子，他对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说：他们再也不能驱逐我们了。将大批波兰人放逐至苏联，恐怕是苏联人犯的一个错误；正是苏军此举，导致波兰的地方民众对他们的恨意日渐加深。3
    的确，及至1941年6月和7月，超过一半的战前波兰领土从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下解放了，当地民众;当然，除了犹太人;都热烈地迎接了德国国防军，这表示他们已经承认了被解放的事实。当地居民迅速建立了与德军合作的行政机关，并参与到了以犹太人和共产党人为直接目标的灭绝战争（Vernichtungskrieg）中。4毕竟，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共犯之所以受审，就是因为他们为德国谋利云云。
    我们在这里触碰到了一个对于社会心理学家而言很有吸引力的议题：这一时期发生的两个片段在集体记忆中的重叠。这片领土两次被占领，1939年被苏联红军，1941年被德国国防军；在现有的叙述记载中，这两段被占领的记忆互相交缠。简言之，犹太人对入侵的苏联红军的热烈回应根本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纵观19391941年间犹太人与苏军之间的协作，我们并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说这是独属于犹太群体的行为。5另一方面，显而易见，当地的非犹太民众却在1941年热烈地欢迎了入侵波兰的德国国防军，并普遍与德军合作，其中甚至有屠杀犹太人的行动。
    因此，当地的非犹太民众在他们的叙述中，似乎将自己在1941年对德军的态度（这一点始终是个禁忌，在波兰史学中从未被研究过）投射在了1939年的犹太人身上，认为后者当时也是这样公然欢迎苏军的。芬克什塔因的证词中提到了拉兹沃夫的波兰民众接待德军的场景，这段叙述读起来像极了广为流传的关于加利西亚犹太人在1939年接待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故事。
    米索雷夫上校称，苏联军队曾从波兰地下活动者中招募与他们合作的秘密警察，这一点也在劳丹斯基的传记（自传）中被证实了，这段历史又怎么解释呢？有没有可能，这是这个时代一个普遍现象的缩影？做出妥协而与一个专制政权合作的人，是否也会成为下一个接管这片地区的专制政权的合作者？这样的人很有可能从一开始，就对新统治者及其政策表现出热情友好的态度，以此提前博取当权者的信任，以防他们为前任政府服务的事情暴露。除此以外，他们同意协作还有可能是因为，一旦他们过往的个人记录被新政府查到，他们就成了对方威胁勒索的最佳目标。让我们重申一下，纳粹党，根据德国政治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说法，是一个不断挖掘人类邪恶本能的组织;不仅因为它将乌合之众（rabble）拔升到掌权的位置，还因为简单的人，只要社会还是一个有序的整体，就仍然是正直、文明的人，但一旦哪里出现骚动和混乱，社会组织溃散，他们就会暴走，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