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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派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此事还没正式开始时就引起了风浪，早朝时常常有意无意地互刺几句，近来不知是不是年轻官员们按捺不住了，许多人都要求让杜若主持重开国子监之事。
    在这批年轻官员里，杜若入朝最久，早年未登科时就已在学子间赫赫有名，写过的文章被大家抢着看，一朝考中探花更是引得无数年轻士子顶礼膜拜。
    曾经杜若顶着孙秉德得意门生的名头，清正端方，声望自不必说，后来与孙秉德决裂，坚守本心，得皇帝信任，敢与孙秉德叫板，倒是更让年轻人激起了热血，甘愿追随他在朝堂上开辟新天地。
    在重开国子监上，杜若本就是支持的，之前谢如琢提醒他多与这些年轻官员们接触，杜若也做得很好，他本就是君子心性，对谁都自然带着三分亲近，待人接物挑不出错，加上他又总能悉心引导年轻官员们如何熟悉六部事务，如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年轻官员们的拥趸者，倒是无需谢如琢操心什么。
    年轻官员们认为杜若学识渊博，在年轻士子中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他曾经所做的文章现在仍在朝中朝外传阅，不管有没有入仕，读书人都看过他的文章，再说杜若心性纯直，大虞第一君子的名号不是瞎说的，迁都后重开国子监当为朝廷招揽更多有志于振兴大虞，重整山河的年轻士子，由杜若主持最为妥当。
    “臣觉得此事不妥。”孙秉德在那群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叽叽喳喳完了，才慢悠悠开口，“旧年国子监也曾一度废止，重开时选中的主持者后来是毫无疑义的国子监祭酒，会成为每一个国子监学生的座师，非声望极盛之鸿儒谁敢担之。杜若的学识能力臣也认同，但陛下别忘了，他连而立之年都还未到，如何能担此重任，陛下信任他臣无话可说，但把此举是不是把人捧得太高了？”
    谢如琢至此还一句话没说，其实孙秉德说的话句句在理，杜若确实太年轻了，他中探花时才十八岁，入朝这么多年，而今也不过二十六七，他的声望已到了旁人要年过半百时才能到的地步，成名过早是好事也是坏事，有时一下把人捧得太高确实会适得其反。
    但不知道为什么，要不是孙秉德提醒，谢如琢总是会忘记杜若还这么年轻，会忘了那个曾经暗中帮助在冷宫的他的人当时才刚及弱冠，就敢偷偷做这么危险的事，一不小心可能就葬送了自己的前途，而现在这个人还敢与在朝堂上混斗了二三十年的孙秉德对抗，孙秉德在朝堂上混过的日子都能与杜若的年纪持平。
    在如此年轻的年纪走到这般光景是杜若的能力，有些人可能就是天才，读书读得好，到了朝堂上也依然是游刃有余的政客。
    “元翁的担心也有理。”谢如琢赞同了一句，又道，“但主持重开国子监也未必一定就要做国子监祭酒，这个职位之后换一个更合适的人也未尝不可。朕是觉得元翁与六部中能主事的爱卿近来都忙于新政，脱不开身，新政对元翁很重要朕也知道，倒不如让下面的年轻官员去做这件事，给元翁和几位阁老都省省力，安心推行新政。”
    这番话无疑又把孙秉德还想说的话堵了回去，看似说得客气，实则在暗示他，新政现在可是你的命根子，你要是选择插手国子监，那新政要是出了差错可就是你自己分了心没管住事。
    果然，要皇帝全然放手新政之事还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新政有时竟成了束缚手脚的累赘，成了皇帝可以威胁自己的东西。
    末了孙秉德还是在心里叹了口气，不管怎么说，新政确实是自己不能放弃的东西，也注定要为之牺牲一些了。
    谢如琢优哉游哉地看着孙秉德的神色一变再变，最后那无奈之感颇有几分不得不认命的心酸，他费了好大劲才没笑出声，轻咳一声，道：“朕有一个法子不知诸卿同不同意，让杜若主持此事定然会有人觉得不妥，因为他太年轻，担不起重责，也不符合往日的规矩，未免到时候选定了人还有人暗中反对插手，不如一开始我们就选出一个最能顺应群情的人。”
    孙秉德预感皇帝又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举动，微皱眉道：“陛下有什么法子能顺应群情？”
    “朝中遇有大事皆要廷议，此事自然也不例外，但如何廷议朕想改一下。”谢如琢早已想好了对策，不紧不慢道，“廷议时，每个人都可以举荐一个你们觉得可以胜任主持重开国子监的官员，将你们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写在司礼监发下的纸上，无需署名，写完后由司礼监收回，诸卿在纸上写下的名字哪个最多就是谁来主持此事。此法完全由诸卿举荐，诸卿推选，当为顺应群情之举。”
    孙秉德和韩臻那帮人当场脸色就变了，着实没想到皇帝会出这么个“馊主意”。
    所谓廷议，虽说是皇帝要兼听则明，所有官员皆可说出自己的意见，但朝堂上的派系之争往往使得廷议成了最激烈的战场，各个派系的官员就某一争议唇枪舌战，战到最后谁也不服谁，还是看谁手腕够硬谁能说服皇帝采纳意见。
    因而廷议时，每个官员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个举动都需以派系的利益为准，背后承载着派系的压力，可能有些人觉得对方的提议也有道理，但只因派系之争就必须选择支持己方意见，将对方的意见贬得一文不值，廷议也就因派系之争而早已变味，成了派系之间的辩论才最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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