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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周颂》中有一篇《清庙》是讲祭祀祖先的文章。后来《毛诗序》,一本专门为诗经作序的作品中提到,清庙正是祭祀的文王。
所谓“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诗也。”
这首诗要如何下笔,只需要明白这文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文王指的是周文王姬昌,也是商朝的开创者,殷朝末年,天下动荡,当时还是西伯的他,招贤纳士,攻伐殷纣,奠定了周一统中原的基础。所以在周朝的百姓眼里,这位文王始终是一名威德具备,不可超越的开国君主。
《诗经》里面有相当大的诗篇都是赞美这位文王,周颂的颂字也是歌颂的意思,明了这个,这首诗的主旨也不让人意外了。
谢舒并不奇怪会试中会出现这样的题目,毕竟会试的录取名单还是需要皇帝来批复的,也就是说皇帝很有可能会亲自查看试卷。
而翰林院如此明显的出题用意,从侧面的一定角度说明了这位皇帝的风格。
不过谢舒对于这种应制诗并不排斥,在有限的发挥余地里,能写出精彩的文字也不失为一种挑战。
而赋的题目比起刚才的诗更要直白,以《周以宗强赋》为题,此句出自《史记序》“管蔡世家”:周公主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强,嘉仲改过。
说的便是周朝怎么兴盛繁荣的事情。
这也不算难,谢舒直接把格式先写好,第一行只用写“奉”字,第二行才写题目。
至于试论往往出题的范围都要宽泛许多,不仅限于四书五经,对于考生而言,是一道难题。
同时,论题虽然也有命题,但比起诗赋没有那么严格的韵律,灵活性和自主性大了许多。
谢舒看了此次论题的题目,轻吸了一口气,果然并非出自四书五经,是选自《汉书东方朔传》的一段话。
题目则是《文帝道德仁义如何》。
这题目看似和刚才的诗赋的风格差不多,不过谢舒很快就发现,这两者其实大相径庭!
首先诗赋的题目要模糊许多,考察了应试者对经义的掌握程度和运用能力,不过只要熟知这些典故,就能明白诗赋的内容该如何作答了。
试论却不然,虽然清楚地写明了要论的人是文帝,但是主旨是相当暧.昧的,这个题目也是极其少见的疑问句,也就是说,需要考生通过这段截取的史实来论证文帝的道德仁义。
既是汉书,那么文帝当然指的是那位开启了“文景之治” 的汉文帝。他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兴修水利,厉行节俭朴素,向来被认为是一位明君,而且截取的这段《东方朔传》中,东方朔规劝武帝,便是以文帝的风范为例。
谢舒手心微微出汗,他这时知道这题难在何处了,难就难在如何论证!
因为文帝在众人眼中,本就是一个仁君,那么又有什么论证的必要呢?而且试论讲究破题和立意,破题是理论的出发点,所谓一篇之意,皆涵于此。
但这篇不仅要破题出彩,立意也要尤其独特,方才能够脱颖而出啊!
谢舒细细回忆他曾经看过的史学研究,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汉文帝当然可以称得上是仁慈之人,但只要为君者,就不可能完全仁慈。
至少在两件事上,足以让人诟病,一是出尔反尔曾答应过封功臣为王,可最后却赶尽杀绝,二是为了收拢权力,将当时的丞相周勃屈打成招,含冤落狱。
这些又哪里算得上仁义道德呢?
这样写,确实立意特别。
但谢舒的笔尖停留在空中迟迟不愿落笔,他的脑海里再次响起了姜鸿的话语。
老师曾经说过,科举场上瞬息万变,要慎之又慎。
故见题目莫先于认题意,认题意,莫先于识本原。
那么他应该要确保的是所交的这份答案让所有人都满意。
谢舒苦思冥想许久,忽然心中一动,笔尖重重落下,这样写到:“文帝本是仁厚之君,故其道德义皆是从仁之来,向使文帝无此仁......”①
直到申时,谢舒才将前面的诗赋和经义写完,中午他只是草草吃了些自己带来的干粮,但丝毫不觉得饥饿,反而精神奕奕,再度打开策问的卷子。
这时离考试时间只剩下一个时辰了。
此次的策问和会试不同,除了第一道问的是经史,其他两道都是问的时务。
第二题问为治国之本的农业,事关农耕,第三题就吏治弊病等问良方,事关吏治。
这两道题都很有针对性地就国家的政策弊端提出了问题,这样的策提倾向之前姜鸿已经预测过。
而这两道题谢舒也不陌生,老师这些日子以来,在时政这一块,让谢舒花费的功夫最多。
士农工商,是民众之本,而吏治国政,更是社稷的基础。时策的意义除了能够观朝政的得失,也要知道百姓的疾苦,这才是策论和时务结合的意义,而非单一以经义为题。
谢舒在草稿上将要写的几个点都琢磨了一下,再下笔的时候,几乎没有停顿过。
等将所有的试卷都答完,谢舒仔细检查一番,确认韵律都写对了,格式也都正确方才作罢。
从考棚出去的时候,已是黄昏了。
天边云雾蒸腾,金灿灿的霞光熊熊燃烧,点燃了一道明亮不息的火焰。
考试一结束,周围那些喧嚣沸腾的声音变得真实起来,但所生的欢喜和烦恼却模糊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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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诗也。”
这首诗要如何下笔,只需要明白这文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文王指的是周文王姬昌,也是商朝的开创者,殷朝末年,天下动荡,当时还是西伯的他,招贤纳士,攻伐殷纣,奠定了周一统中原的基础。所以在周朝的百姓眼里,这位文王始终是一名威德具备,不可超越的开国君主。
《诗经》里面有相当大的诗篇都是赞美这位文王,周颂的颂字也是歌颂的意思,明了这个,这首诗的主旨也不让人意外了。
谢舒并不奇怪会试中会出现这样的题目,毕竟会试的录取名单还是需要皇帝来批复的,也就是说皇帝很有可能会亲自查看试卷。
而翰林院如此明显的出题用意,从侧面的一定角度说明了这位皇帝的风格。
不过谢舒对于这种应制诗并不排斥,在有限的发挥余地里,能写出精彩的文字也不失为一种挑战。
而赋的题目比起刚才的诗更要直白,以《周以宗强赋》为题,此句出自《史记序》“管蔡世家”:周公主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强,嘉仲改过。
说的便是周朝怎么兴盛繁荣的事情。
这也不算难,谢舒直接把格式先写好,第一行只用写“奉”字,第二行才写题目。
至于试论往往出题的范围都要宽泛许多,不仅限于四书五经,对于考生而言,是一道难题。
同时,论题虽然也有命题,但比起诗赋没有那么严格的韵律,灵活性和自主性大了许多。
谢舒看了此次论题的题目,轻吸了一口气,果然并非出自四书五经,是选自《汉书东方朔传》的一段话。
题目则是《文帝道德仁义如何》。
这题目看似和刚才的诗赋的风格差不多,不过谢舒很快就发现,这两者其实大相径庭!
首先诗赋的题目要模糊许多,考察了应试者对经义的掌握程度和运用能力,不过只要熟知这些典故,就能明白诗赋的内容该如何作答了。
试论却不然,虽然清楚地写明了要论的人是文帝,但是主旨是相当暧.昧的,这个题目也是极其少见的疑问句,也就是说,需要考生通过这段截取的史实来论证文帝的道德仁义。
既是汉书,那么文帝当然指的是那位开启了“文景之治” 的汉文帝。他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兴修水利,厉行节俭朴素,向来被认为是一位明君,而且截取的这段《东方朔传》中,东方朔规劝武帝,便是以文帝的风范为例。
谢舒手心微微出汗,他这时知道这题难在何处了,难就难在如何论证!
因为文帝在众人眼中,本就是一个仁君,那么又有什么论证的必要呢?而且试论讲究破题和立意,破题是理论的出发点,所谓一篇之意,皆涵于此。
但这篇不仅要破题出彩,立意也要尤其独特,方才能够脱颖而出啊!
谢舒细细回忆他曾经看过的史学研究,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汉文帝当然可以称得上是仁慈之人,但只要为君者,就不可能完全仁慈。
至少在两件事上,足以让人诟病,一是出尔反尔曾答应过封功臣为王,可最后却赶尽杀绝,二是为了收拢权力,将当时的丞相周勃屈打成招,含冤落狱。
这些又哪里算得上仁义道德呢?
这样写,确实立意特别。
但谢舒的笔尖停留在空中迟迟不愿落笔,他的脑海里再次响起了姜鸿的话语。
老师曾经说过,科举场上瞬息万变,要慎之又慎。
故见题目莫先于认题意,认题意,莫先于识本原。
那么他应该要确保的是所交的这份答案让所有人都满意。
谢舒苦思冥想许久,忽然心中一动,笔尖重重落下,这样写到:“文帝本是仁厚之君,故其道德义皆是从仁之来,向使文帝无此仁......”①
直到申时,谢舒才将前面的诗赋和经义写完,中午他只是草草吃了些自己带来的干粮,但丝毫不觉得饥饿,反而精神奕奕,再度打开策问的卷子。
这时离考试时间只剩下一个时辰了。
此次的策问和会试不同,除了第一道问的是经史,其他两道都是问的时务。
第二题问为治国之本的农业,事关农耕,第三题就吏治弊病等问良方,事关吏治。
这两道题都很有针对性地就国家的政策弊端提出了问题,这样的策提倾向之前姜鸿已经预测过。
而这两道题谢舒也不陌生,老师这些日子以来,在时政这一块,让谢舒花费的功夫最多。
士农工商,是民众之本,而吏治国政,更是社稷的基础。时策的意义除了能够观朝政的得失,也要知道百姓的疾苦,这才是策论和时务结合的意义,而非单一以经义为题。
谢舒在草稿上将要写的几个点都琢磨了一下,再下笔的时候,几乎没有停顿过。
等将所有的试卷都答完,谢舒仔细检查一番,确认韵律都写对了,格式也都正确方才作罢。
从考棚出去的时候,已是黄昏了。
天边云雾蒸腾,金灿灿的霞光熊熊燃烧,点燃了一道明亮不息的火焰。
考试一结束,周围那些喧嚣沸腾的声音变得真实起来,但所生的欢喜和烦恼却模糊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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