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了一会儿，感觉很无助。望着门口，有点希望能看到本黑乎乎的影子映在磨砂玻璃上，往锁孔里插进一把钥匙；我又有点儿害怕看见这一切。

    最后我再也等不下去了。我上楼脱了衣服，钻进被窝写了这篇日志。屋里还是空荡荡的。我会马上合上日志把它藏起来，然后关掉灯睡觉。

    接着我会忘记一切，这本日志会变成唯一留下的东西。

    我担心地把目光挪向下一页，心里害怕会看见一片空白，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11月26日，星期一。日志开头写着。上周五他打了我。两天过去了，我什么也没有写。这两天我是不是都相信一切还好？

    我的脸上有淤伤，还痛。这么说前两天我该看得出有什么事不对劲吧？

    今天他说我是摔的。经典的老一套，可是我相信他了。为什么不呢？他已经不得不解释我是谁、他又是谁、我怎么会在一栋陌生的屋子里醒来而且比自以为的年纪老上几十岁，那对于他所说的我的眼睛青肿、嘴唇裂了缝的理由，我为什么要怀疑？

    所以我继续过日子。他去上班时我给了他一个道别吻，我清理了早餐留下的东西，洗了个澡。

    接着我来到这儿，发现了这本日志，发现了真相。

    日志出现了间隔。我发现自己没有提起纳什医生。他不管我了吗？我不用他帮助就找到了这本日志？

    还是我不再把它藏起来了？我继续读下去。

    过了一会儿我打电话给克莱尔。本给我的手机用不了——我想可能是没电了——因此我用了纳什医生给我的那一部。没有人接电话，我在客厅里坐下。我放松不了。我拿起几本杂志，又放下；打开电视盯着屏幕看了半个小时，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放的是什么。我盯着日志，却无法集中精神，无法写字。我又试着给她打了好几次电话，次次都听到答录机让我留言。直到过了午饭时间她才回了电话。

    “克丽丝。”她说，“你还好吗？”从电话里我听得出托比在旁边玩。

    “我没事。”我说，尽管事实并非如此。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她说，“我感觉糟透了，今天还只不过是星期一！”

    星期一。日期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每一天都没有留下痕迹，跟之前的一天没有任何区别。

    “我必须跟你见面。”我说，“你能过来吗？”

    她听上去有些惊讶：“到你家去？”

    “是的。”我说，“拜托！我想跟你谈谈。”

    “你没事吧，克丽丝？你读信了没有？”

    我深吸了一口气，把声音压低成了耳语：“本打了我。”我听到她吃惊地喘了一口气。

    “什么？”

    “前些天的晚上，我身上有伤，他告诉我是摔的，可是我记下来是他打了我。”

    “克丽丝，本绝对不会打你，永远也不。他绝对做不出来这种事。”

    疑惑淹没了我。难道这一切都是我凭空捏造的吗？

    “可是我记在日志里了。”我说。

    有一会儿她什么也没说，接着是：“可是你为什么会觉得他打了你？”

    我把手放到脸上，摸到眼睛周围肿起了一圈。我心中闪过一丝愤怒，很显然她不相信我。

    我回想着我记下的日志：“我告诉他我一直在记日记。我说我跟你见过面，还有纳什医生。我告诉他我知道亚当的事。我告诉他你给我了他写的那封信，我已经读了。然后他打了我。”

    “他就那样打了你？”

    我想着他用来骂我的那些话，他对我的种种指责。“他说我是个婊子。”我觉得嗓子里涌上了一声抽泣：“他——他说我跟纳什医生上过床，我说我没有，接着——”

    “接着怎么样？”（文*冇*人－冇-书－屋－w－r－s－h－u）

    “接着他打了我。”

    一阵沉默，然后克莱尔说：“以前他打过你吗？”

    我不可能知道。也许他打过？有可能我们之间一直存在家庭暴力现象。我的脑海中闪过参加游行的克莱尔和我，手持自制的标语牌——“女性的权利：对家庭暴力说不。”我记得以前我一直看不起遭遇丈夫暴力以后却不采取措施的女人。她们是软弱的，我想。软弱，而且愚蠢。

    有没有可能我已经陷入了跟她们相同的困境？

    “我不知道。”我说。

    “很难想象本会伤害什么人，不过我猜也不是不可能的。天啊！他甚至曾经让我觉得内疚。你还记得吗？”

    “不。”我说，“我不记得，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见鬼。”她说，“我很抱歉，我忘了，只是太难想象了。正是他让我相信，作为生命，鱼跟有脚的动物一样享有同样的权利。他甚至连一只蜘蛛都不会弄死！”

    风一阵阵刮着房间的窗帘。我听见远处有辆火车的声音。从码头传来尖叫声，楼下的街道上有人在喊“他妈的！”然后我听见了玻璃破碎的声音。我不想接着看下去，但我知道必须这么做。

    我感觉到一阵寒意：“本吃素？”

    “纯素食主义者。”她笑出了声，“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

    我想到了他打我的那天晚上。一块肉，我在日志里写道。浅浅的肉汁里漂着的豌豆。

    我走到窗边。“本吃肉……”我的语速很慢，“他不是素食主义者……反正现在不是。也许他变了？”

    又是一阵长长的沉默。

    “克莱尔？”她什么也没有说，“克莱尔？你还在吗？”

    “好吧。”她说，现在她听起来很愤怒，“我马上给他打电话，我要把这些事情弄清楚，他在哪儿？”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在学校，我猜。他说要到5点才回来。”

    “在学校？”她说，“你是说大学？他现在在教书吗？”

    恐惧在我心里一阵阵地翻涌。“不。”我说，“他在附近一家中学上班，我记不起名字。”

    “他在那儿做什么？”

    “当老师。他是化学部的头儿，我想他是这么说的。”我对于不知道自己的丈夫靠什么谋生、想不起来他是怎么赚钱让我们在这所房子里生活下去感觉颇为内疚，“我不记得了。”

    我抬起头看见面前的窗户玻璃上倒映着自己肿胀的脸。内疚感立刻消失了。

    “什么学校？”她问道。

    “我不知道。”我说，“我想他没有告诉过我。”

    “什么？从来没有吗？”

    “今天早上没有。”我说，“对我来说这就跟从来没有说过一样。”

    “我很抱歉，克丽丝。我不是想让你难过。只是，嗯——”我感觉出她中途改变了主意，把一句话吞了下去，“你能找到学校的名字吗？”

    我想到了二楼的办公室。“我想可以，怎么了？”

    “我想跟本谈谈，确保今天下午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到家了。我可不希望白来一趟！”

    我注意到她在努力用一副幽默的口气说话，不过我没有这么说出来。我感觉乱了套，想不出怎样才是最好的办法，想不出自己该怎么做，所以我决定听我朋友的。“我去看看。”我说。

    我上了楼。办公室很整洁，桌上摆着一堆堆文件。我很快找到了一些带信头的纸；一封关于家长会的信，日期已经过了。

    “圣安妮学校。”我说，“你要号码吗？”她说她会自己找。

    “我会给你回电话的。”她说，“好吗？”

    恐慌再次席卷过来。“你要跟他说什么？”我说。

    “我要把事情弄清楚。”她说，“相信我，克丽丝，事情一定能说清楚的，好吧？”

    “好的。”我说完结束了通话。我坐下来，两条腿仍在发抖。如果我的第一直觉是正确的怎么办？如果克莱尔和本还在上床怎么办？也许现在她正在给他打电话，以便警告他。“她起疑心了，”她也许会说，“要小心。”

    我想起了早前在日志里读到的内容。纳什医生曾经说我一度有过妄想的症状。“声称医生们合谋对付你”，他说，“有虚构的倾向，编造事情。”

    如果又是妄想症发作怎么办？如果是我编造了这一切怎么办？我日志里所记录的可能都是幻想的结果——天方夜谭。

    我想到了纳什医生在病房里跟我说的话，想到了本在信里提过的内容：偶尔你会变得暴力。我意识到引发周五晚上那一架的人可能是我。我攻击本了吗？也许他还手了，接着在楼上的浴室里，我拿起一支笔用编造的情节解释了一切。

    如果这整本日志意味的是我的情况越来越差怎么办？还有多久我回“韦林之家”的时间就真的该到了？

    我遍体生寒，突然间确信这就是纳什医生想带我回“韦林之家”的原因。让我做好准备回那里去。

    我只能等着克莱尔给我回电话。

    又是一处间断。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吗？本正试图把我带回“韦林之家”？我望了望浴室的门。我不会让他这么做的。

    还有最后一条记录，是同一天晚些时候写的。11月26日，星期一。我在日志里加了时间。下午6点55分。

    克莱尔不到半个小时就给我打了回来。现在我的思绪摇摆不定，一会儿晃到这边，一会儿晃到那边。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知道该怎么做。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念头。我突然不寒而栗，意识到了真相：我处在危险之中。

    我翻到日志的扉页，打算写上“不要相信本”，却发现那些话已经在那儿了。

    我不记得写过那些话。不过话说回来，我什么都不记得。

    日志出现了间隔，接着又继续下去。

    她在电话中听起来有点犹豫。

    “克丽丝。”她说，“听着。”

    她的语气把我吓坏了。我坐了下来：“怎么了？”

    “今天早上我打电话给本了，打到了学校。”

    我有种无法抗拒的感觉，觉得自己被漫漫无边的水面围困着，身不由己：“他怎么说？”

    “我没有跟他说话，我只是想确定他在那里工作。”

    “为什么？”我说，“难道你不相信他吗？”

    “他在其他事情上也说谎了。”

    我不得不同意。“可是为什么你觉得他会伪造工作地点呢？”我说。

    “我只是奇怪他会在学校里工作。你知道他受的是建筑师专业训练吗？上次我跟他联系的时候他正准备自己开业，我只是觉得他在中学上班有点儿古怪。”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不能打扰他，他正忙着上课。”我感觉松了一口气，至少在这点上他没有说谎。

    “他肯定是改变了主意。”我说，“对他的职业规划。”

    “克丽丝，我告诉他们我想给他寄些文件，寄一封信。我问了他的正式头衔。”

    “结果呢？”我说。

    “他不是化学部的头儿，也不是科学部的头儿，什么部的头儿都不是。他们说他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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