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十四章 长眠大都
多深的地基,垒多高的墙。
——日本谚语
伟人之所能够成为伟人,不是他拥有三头六臂,而是在于他比普通的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忽必烈不同于以往攻城略地、掠夺财产的蒙古大汗。他一边在扩张大蒙古国的领土,一边在心中规划未来的帝国。他决心放弃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落后的生活方式,采用行之有效的治国方式,巩固蒙古民族的千秋大业。
1260年,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从忽必烈即位以后分裂和演变成为忽必烈的大元(大元帝国)、位于大元西部的四大汗国。其中,大元的疆域包括今天的蒙古国、中国的大部地区,政治中心偏移到了中原地区。
忽必烈在开平登基,为了兼顾北方草原和中原汉地的管理,将位于蒙古草原南缘的开平府升格为上都,取代了哈拉和林。但是,上都的位置还是偏北,对中央政府控制中原汉地的广大地区非常不利。因此,1264年,忽必烈解决了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下诏改燕京(今北京市)为中都。
忽必烈除了统一全国、兴建大都城,还博采众长,学习汉人的法规,建立了各项政治制度,如在地方上建立行省,中央设中书省,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省制;设立司农司、劝农司等专管农业的机构,以劝农成绩作为考核官吏的主要标准,令人编辑了《农桑辑要》并且颁行全国。
忽必烈赞同用传统的宋朝的方式记载大元历史的建议,还建议朝廷在翰林院下建立翰林兼国史院以搜集记录并且撰写辽国史和金国史。
忽必烈把钞票引入流通领域,使它成为财政的基础。
为了备荒,忽必烈恢复了王安石之后取消的国家控粮的政策,在丰年,国家收购余粮,贮藏于国仓;当荒年谷价上涨时,开仓免费分发谷物。
忽必烈实行宽松的宗教政策。喇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儒教等都得到尊重和发展。
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管理,开辟中外交通,在各地建立驿站,巩固了对全国各地的统治。
1267年,忽必烈排除了旧臣贵族的干扰,毅然将首都迁到了中原的城市中都燕京。
忽必烈迁到中都,暂时居住在城外的金国离宫——大宁宫内。
忽必烈着手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当然也要建设新的宫殿和新的首都。他任命中书省官员刘秉忠担任营建都城的总负责人,郭守敬负责规划和修治水利系统,回回人伊黑迭儿负责设计新的宫殿。
阿里的二儿子阿玛尔(意思是建设)在伊黑迭儿的手下做事,因而全程参与了大元新都的建设。
这一天,大元在中都举行了隆重的皇宫奠基仪式。全城礼乐齐奏,人声鼎沸,如同过年一样热闹、喜庆。
阿里家中的管家忽然慌慌张张地跑到阿玛尔的身边,气喘吁吁地说道:“大人,老爷快不行了。”
阿玛尔的心中一沉,拔腿赶紧往家里赶。
花剌子模帝国的遗民、大蒙古国的差役阿里在老城牛街的家中溘然长逝了。临终前,阿里已经无法说话了。他把那块磨得发亮的故乡的鹅卵石颤颤巍巍地交到了长子努海的手中。
阿里自从16岁离开花剌子模就再也没有能够回去过。如今,他的肉体和他的思乡之梦被深深地埋进了中都的黄土地里。他的子孙后代仍将在这一片土地上繁衍续存,生生不息。
与此同时,大蒙古国的忠臣巴德尔年事已高,在中都的豪宅里咽下了人生的最后一口气,也撒手去了西天。
努海、阿玛尔和阿尔斯兰埋葬了父亲阿里。他们在新城里置办了一个大宅院里,然后就把老母亲索伦和全家人从牛街搬到了新城。此时,努海也已经50多岁了,衣食无忧,儿孙满堂,自得其乐。
阿玛尔从此埋头于新都的建设,有时候也把都城建设的进展讲给努海、阿尔斯兰等兄弟们听。
一天,阿玛尔回到家中,兴奋地告诉努海说:“新的都城是个长方形,城墙全长60里又240步,面积大约75000亩,相当于大唐王朝长安城面积的五分之三,接近大宋王朝东京城的面积,辟有11个门,南、东、西三面各有3个门,北面有2个门,说是三头六臂两足。”
努海关切地问道:“城墙是怎么设计的?我最关心的是都城的安全。”
阿玛尔笑着说道:“大哥,你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听说城防是这样设计的:城墙、城门和护城河组成了三道防线。城墙是用夯土筑成的,高约3丈,基宽7丈,顶上宽约3丈。筑城的时候先在墙内设永定木,再加上横向的纴木,然后加土夯筑。由于这里夏季多雨,土墙容易被雨水冲刷浸泡,本来准备用砖石砌在外面,但是,听说因为财力不足而作罢。朝廷专门抽调军队收割芦苇,编织苇席,用苇席覆盖城墙。”
阿尔斯兰笑着插话道:“这京城岂不是成了苇城?”
努海也笑道:“我看是蓑衣披城。我担心天下动乱的时候,作乱的人会纵火焚烧苇席,最终是弄巧成拙啊。”
阿玛尔低头一想,说道:“你们说的也对。我明天到工地上向刘大人反映。”
阿尔斯兰紧跟着问道:“你快说说城里的布局是什么样的?”
阿马尔说道:“新城规划最有特色的地方是以水面为中心来确定城市的格局。这可能与蒙古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传统习惯有关。
新城设有中心台,是城市东西南北的中心。中心台占地一亩,旁边建有中心阁,正好位于都城的中轴线上。以中心阁为基准向四面拓勘城址。
中心阁以南是皇城。皇城以太液池为中心,四周布置了三座宫殿——大内、隆福宫和兴圣宫。
大内正门为崇天门,北面为厚载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
崇天门前有一条金水河,河上有一座周桥。
大内正殿为大明殿,是大汗理政和居住的场所,后面还有廊庑连接后殿。
大明殿的后面是察必皇后的居所延春阁。
皇城的四周修建了高大的红墙。正门称作棂星门,左右有千步廊。
红墙的东墙外是漕运河道。
皇城外的南面和东南是官署区,北面积水潭一带是闹市,东面是太庙,西面是太社稷。
中心阁的西面是报时机构鼓楼和钟楼。在市中心设置高大的钟楼和鼓楼是城市建设上的一个创举。汉地历来用里门、市楼、谯楼或城楼击鼓报时。
钟楼上面建有阁楼,上面悬着一口大钟。夜晚鸣钟报时声响洪亮,全城都可以听到。第三次钟响后,任何人都不得在街上行走。除非遇有紧急事务,如孕妇分娩或有人生病,非出外请医生不可者可以例外。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外出的人必须提着灯。巡逻兵在街头不断巡逻,随时查看有没有人在宵禁时间离家外出。
钟楼和鼓楼的西边是积水潭,是漕运终点,也是全城最繁华的商业区,有米市、面市、缎子市、皮帽市、金银珠宝市、铁器市、鹅鸭市等市廛,还有望湖亭、万春园等园亭。”
努海问道:“百闻不如一见。我哪一天跟着你实地去看一看,行不行?”
阿玛尔笑道:“你是大元的功臣,有什么不行的?”
阿尔斯兰叫喊道:“我也去。”
第二天,阿玛尔果然带上大哥和小弟,来到了建设中的新都城。
努海极目望去,新都果然气势不凡。
街道规划整齐,经纬分明,相对的城门之间一般都有大道相通。街道全是笔直走向,直达城墙根。
登城站在城门上朝正前方远望,便可看见对面城墙的城门。街道的两侧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和货摊……整个城市按四方形布置,如同一块棋盘。
中轴线上的大街宽度为9丈,其他主要街道宽度为8丈,小街的宽度为大街的一半,胡同的宽度大致是小街的一半。
阿玛尔走过来介绍道:“新都因为是在新址上修建的,所以规划不受旧格局的约束。居民区与金国的新旧坊混合形式不同,全部是开放形式的街巷。
按照方位,朝廷将街道分成了50坊。各坊以街道为界线,建有坊门,但是没有坊墙,坊门只不过是标志而已。
胡同是相邻两个城门之间的区域。东西向的胡同有22条。
虽然都城南面、北面有门,但是,从丽正门向北穿过皇城正中的崇天门及大明门、大明殿、延春门、延春阁、清宁宫、厚载门直抵中心阁的中轴线上也有一条宽阔的御道。
城门的命名都与《周易》卦象相关。南垣正中为丽正门,东为文明门,西为顺承门,东垣正中为崇仁门,南为齐化门,北为光熙门,西垣正中为和义门,南为平则门,北为肃清门。北垣东为安贞门。”
阿尔斯兰说道:“汉人的讲究多。如今蒙古人也学会了。”
努海由衷地感叹道:“我大元真是盛世啊。”
修筑城墙时也遇到了难题:走向取直线,但是,南面的城墙走向刚好是庆寿寺西边的海云和可庵两位大师的坟塔。
刘秉忠向忽必烈请示。
忽必烈要求城墙绕出去一段,把坟塔圈入城内。
因此,南城墙的西段顺承门与丽正门之间有一处城墙呈向外凸出的弧形。
由于城市轮廓方整,街道砥直规则,使城市的格局显得格外壮观。新都街道的布局奠定了今天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
各大商市分散在皇城四周的城区和城门口居民集结的地带。
东城区是衙署、贵族住宅的集中地,商市较多,有东市、角市、文籍市、纸札市、靴市等。
北城区因为郭守敬开通了通惠河,使海子(积水潭)成了南北大运河的终点码头。沿着海子一带形成了繁荣的商业区。海子北岸的斜街更是热闹。各种歌台酒馆和生活必需品的商市汇集于此,如米市、面市、帽市、缎子市、皮帽市、金银珠宝市、铁器市、鹅鸭市等一应俱全。稍北的钟楼大街也很热闹,附近还有一处全城最大的穷汉市,是城市贫民出卖劳力的市场。
西城区有骆驼市、羊市、牛市、马市、驴骡市。牲畜买卖主要集中在这里。居民的层次低于东城区。
南城区是金国中都的旧城区,有南城市、蒸饼市、穷汉市,还有车市、果市、菜市、草市、穷汉市等。
商市与居民区的分布既有城市规划制约的因素,也有城市生活和对外交通促成的自发因素。
水资源短缺一直是燕京地区特别是城市生活面临的一个难题。居民的饮用水主要依靠井水。宫苑用水由西郊引山泉经水渠导入太液池,因为水从西方来故称作金水。
郭守敬把西部和北部的众多泉水汇入高梁河,再经过海子注入漕渠,一度使江南的粮食与物资直达中都城中,受到忽必烈的嘉奖。
大元统治的疆域十分广阔,都城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所以人烟茂盛,商业经济十分繁荣,行市多达30余种。其中,米市、面市、缎子市、皮帽市、帽子市、穷汉市、鹅鸭市、珠子市、沙剌市(即珍宝市)、柴炭市、铁器市,皆在钟楼、鼓楼一带,这是因为南方来的漕运船只都停泊在积水潭上的缘故。
市场上出售的商品除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为当地产品外,很多商品来自全国各地。当时,海运大开,河运通畅,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下,每天用马车和驮马载运生丝到京城的不下一千辆次,为都城提供了丰富的商品。供达官显贵享用的氀毷貂豽等珍贵皮毛、珠瑁香犀等奇珍异宝、锦纨罗氎等高贵纺织品应有尽有。
在这里做生意的不但有大元境内的豪商巨贾,而且还有来自中亚、南亚的商人。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里找到,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
1272年,忽必烈下令将中都改名为大都(意为最大的城市。突厥语称大都为汗八里,意为帝都),将上都作为陪都。
1275年,忽必烈发布了让旧城(金国中都故城)的居民迁入新都的诏书:“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资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份,其地过八亩或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
努海、阿玛尔身为大元的官宦,自然顺理成章地搬入新都。阿尔斯兰为了方便生意,继续留在了旧城。
此后的9年时间里,大约有40至50万居民从旧城迁入了大都。
期间,刘秉忠、伊黑迭儿、阿玛尔和郭守敬陆续完成了大内宫殿、宫城城墙、太液池西岸的太子府(隆福宫)、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官署以及城墙、金水河、钟鼓楼、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等重要建筑的修建,皇宫内各处便殿、社稷坛、通惠河的河道和漕粮仓库等也先后竣工。
大都的建设历时20余年。气势辉煌的宫城、宫殿、皇城、都城和王府等工程形成了一代盛世的帝国首都。
1281年的正月,忽必烈望着满天飘飞的雪花,再一次想到了心中的痛点东洋的倭国。他不甘心失败,决定重新启用赋闲很久的达来,命令年迈的他带着儿子腾格尔,再次率领元军和高丽军队,兵分两路远征倭国,一雪昔日的败绩。
但是,这一次远征依然没有打破蒙古军队屡次进攻倭国的魔咒,又失败了。
忽必烈和达来都郁郁寡欢,不得其解。
令忽必烈郁闷的还有他亲自选定的皇位继承人42岁的皇长子真金不幸早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