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怕秋季旱，人怕老来难。

    ——撒拉族谚语

    腾格尔是巴德尔的孙子、达来的儿子。由于爷爷和父亲都是大蒙古国的功臣，因此，腾格尔自小就和忽必烈的儿子一起玩耍，享受到皇家子弟的待遇。

    自古以来，帝王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十分微妙。父王一般对皇子们怀有很高的期待，希望延续皇家的江山；同时又非常忌惮他们急不可待，图谋篡权。皇子们多事踌躇满志，跃跃欲试，又对父王心存敬畏，整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因此，皇家父子们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悲壮的大戏。

    忽必烈一共有12个儿子。长子朵儿只早亡。因此，一般都把孛儿只斤?真金作为忽必烈的嫡长子。

    1243年，忽必烈召来中原的海云禅师询问佛法之事。恰逢妻子察必生下二儿子。他便请海云禅师为自己的孩子摩顶取名。

    海云禅师认为人世间万物当中真金最为珍贵，所以给忽必烈的儿子取了个汉名——真金。

    真金在少年时代跟随忽必烈到漠南管理汉地的事务，因此在蒙汉交接的金莲川（在今天内蒙古和河北省交界的地区）生活，接触了一大批汉人儒士。

    忽必烈把真金的教育任务交给了汉儒姚枢、窦默，并且让腾格尔、土木各儿和刘秉忠的儿子王恂等作为真金的伴读，接受汉家三纲五常和先哲格言的熏陶，把《孝经》作为启蒙的课本。

    真金和王恂的关系最好，对他百依百顺，经常听他灌输为学之道和历代治乱的道理。真金对汉学十分感兴趣，勤学好问，与王恂的关系比其他蒙古贵族孩子的关系还要好。

    腾格尔对真金轻视蒙古本族的传统、崇尚汉学不以为然。他们之间渐渐地产生了分歧。

    王恂朝夕不出东宫，陪伴在真金的身边。其他汉臣的子弟也与他相处融洽。

    忽必烈对真金的期望很高，在真金18岁的时候封他为燕王，领中书省事。建立枢密院之后，忽必烈又封20岁的真金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

    真金实际上每月只有两次到中书省巡察一下，平时把中书省和枢密院的事务都交给王恂去处理。

    真金的做法让腾格尔的心中十分不满。他回家的时候向父亲达来发牢骚道：“燕王真金过分亲昵汉人。平时只关心汉诗和汉事也就罢了，如今把自己的工作也交给了汉人。”

    达来低声对腾格尔说道：“你自己心里清楚就可以了，不要到处乱说。真金可是大汗瞩目的接班人啊。”

    腾格尔不高兴地说道：“让这样的人领导大元，岂不是亡国之君？”

    蒙古传统的汗位继承制是举办忽里勒台大会推举贤人。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获得统治权以后，姚枢、张雄飞等汉人大臣纷纷建议他采用汉地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确保汗位有序接班。

    1273年3月，忽必烈采纳了汉臣们的建议，下诏立30岁嫡长子真金为皇太子。

    真金从小耳濡目染汉人的文化，为他以后坚定支持汉法做了铺垫。他的政治前途也与汉人儒臣息息相关。他喜爱讨论儒家经典与历代史籍，经常与诸王近臣在习射空暇讲论《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经典。

    每当忽必烈生病的时候，真金特别孝顺，整天守在病榻旁边。

    他听说母亲察必皇后中风以后，连衣服还没有穿好就前赴探望。

    察必皇后去世以后，他终日不吃不喝，深切怀念母后。

    他穿的衣服洗不出来了，命令侍臣重新染色还要继续穿。

    侍臣提议换一件新衣服。

    真金说道：“即使做上一百件新衣服也不难。我看这件旧衣服还没有破，丢掉太可惜了。”

    总之，真金是大元皇室中受儒家思想最深的一位。

    1274年，真金奉大汗之命赴甘肃的临洮，护送前一任帝师吐蕃人八思巴返回吐蕃的萨迦（今天西藏的萨迦）。

    腾格尔本来借此机会回家。

    忽必烈却要求腾格尔陪同真金前往吐蕃。

    腾格尔跟着真金在吐蕃滞留了两年。他看到真金不仅担任施主在后藏的曲弥仁莫（今天西藏日喀则县曲弥）举行盛大的法会，由八思巴现场讲经，向7万多名喇嘛供应饭食、黄金和袈裟。参与者加上老百姓多达10万人。

    腾格尔发现真金对佛教特别入迷，请八思巴讲授佛教的基本教义，还编写了《彰所知论》。

    腾格尔在吐蕃负有内政外交的重任，打探征服印度或是从吐蕃北上讨伐反对忽必烈的西北诸王、打通与伊儿汗国相联系的道路。他还掌握了本钦贡噶桑波与八思巴不和的信息，回到大都以后向忽必烈启奏。忽必烈很快派遣桑哥前往镇压。

    1279年初，腾格尔和真金回到了大都。

    这时候，忽必烈对实行汉地法制的兴趣日益减少，转而重用回回人阿合马理财。

    刘秉忠、史天泽、赵璧等汉人重臣已经相继去世了。

    汉臣的地位降低，一时无力抗衡阿合马，因此都把希望寄托在真金的身上。

    汉臣串通了在朝廷为忽必烈服务的道士李居寿。

    李居寿借做法事件的机会对忽必烈说道：“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预国政。”

    其他的汉臣也在一旁劝谏让太子理政。

    忽必烈下令36岁的真金开始参与朝政。凡是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的事都先上报真金，然后再奏闻忽必烈。

    一次，江西行省献来丰厚的礼品。

    真金将礼品全部退还，愤怒地说道：“朝廷让你们安治百姓。百姓安，钱粮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钱粮虽多，安能自奉乎？”

    蒙哥大汗执政期间，佛道辩论均以佛教胜利告终。道教的地位开始降低。

    真金最崇尚藏传佛教，对道教也加以扶持。

    一次，忽必烈听从大臣的建议，准备烧毁所有的道教书籍。

    真金听从道士张留孙的建议，对忽必烈说道：“黄老之言，治国有不可废者。”

    忽必烈觉得真金说得有道理，便停止了焚书。于是，道教的地位又有所上升。

    真金对回教的态度非常差。

    1280年1月，一群前来大元的回回商人因为拒绝食用未按教规宰杀的羊肉，与沿途的驿站发生了争吵。

    真金带着个人的喜好向忽必烈建议下旨规定：“今后无论何人宰杀的牲畜，回回人都不得拒绝食用。他们都是我的奴仆，饮食必须随顺我大元朝！”

    这一规定使回回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教俗宰杀牲畜，也无法为儿子们举行割礼。于是，大批回回商人被迫离开了大元。中亚的商人也不愿意前来做生意，造成了大元的税收锐减、珍贵贡品缺乏、国外贸易衰退的不利局面。

    这其实是真金借机打压包括阿合马在内的回回人权贵的一项措施。真金作为汉法派的领袖，与阿合马为首的理财派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腾格尔对真金的做法很不赞成。两个人的思想观念渐行渐远了。

    出身南方汉人的礼部尚书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正好符合了忽必烈使臣下相互检察以防欺上瞒下的构想。

    真金有意想让维兀儿人大臣廉希宪任门下侍中。

    真金对廉希宪表示：“皇上命爱卿领门下省，不要害怕那些小人，我来帮爱卿除掉他们。”

    但是，在阿合马的阻挠以及汉臣的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设立门下省的计划很快便流产了。

    廉希宪感到非常生气，导致身体不适，不久病重。

    真金听说以后立即派遣心腹杨吉丁前去探望。

    廉希宪给真金留下了遗言，暗示要除掉阿合马：“一定要铲除误国害民的人啊。”。

    1280年7月，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理财有功，得到了忽必烈的重用，开始大权在握。

    阿合马屡次取消实行汉法，逼得国子监祭酒许衡无法执教，只好请求告老还乡。

    真金急忙跑到忽必烈的面前请求让许衡的儿子担任官职，另一方面派遣东宫的官员前劝解许衡道：“您不要因为没有公道而担忧，您安下心公道自来。”

    真金和阿合马的理财理念南辕北辙，水火不相容。

    一次，他们在习箭场相遇，为了一项政策发生了争论。真金恼怒之极，举起手中的弓猛打阿合马的头部，打得他头破血流。

    阿合马对皇太子敢怒不敢言。

    腾格尔看不下去了。他心想：阿合马好歹也是国家的重臣，真金怎么能如此无礼呢？

    他便上前责怪了真金两句。

    不料，真金勃然大怒，从此与腾格尔分道扬镳了。

    忽必烈看到受伤的阿合马，好奇地问道：“爱卿，你脸上的怎么受伤了？”

    阿合马尴尬地回答道：“早晨不慎被马踢伤的。”

    坐在一旁的真金当即呵斥道：“你说谎话也不脸红吗？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就说是我真金打的！”

    忽必烈顿时惊讶地口瞪目呆，认为真金作为未来的国君无法控制自己的暴躁脾气，实在是沉稳不足。

    还有一次，真金和阿合马在朝廷里当着忽必烈的面又争吵起来。气愤之余，他抡起自己的拳头，狠狠地殴打阿合马。

    忽必烈实在看不下去，大声地喝止了真金。

    因此，在满朝的文武官员中，权倾一方的阿合马只畏惧真金一个人。

    1282年4月，大都发生了阿合马被汉人王著和高和尚刺杀的轰动事件。

    真金虽然当时在上都陪同忽必烈，但是，他却被人们普遍认为与这起刺杀事件有很大的关系。

    忽必烈下令将王著、高和尚和留守大都的中书省平章政事兼枢密副使张易通通处死。

    阿合马死亡以后，真金举荐支持汉法的和礼霍孙出任右丞相，并且鼓励他道：“阿合马被杀，你做了中书右丞相。如果你在做利国利民的事情，就不要害怕改变，大胆地去做。如果有人阻挠，我一定力挺你。”

    真金任用了大量的汉臣作为自己的权力基础。他谆谆地告诫汉臣们说：“你们学的孔子之道，现在能够派上用场了。应当竭尽你们平生所学，大力推行。”

    真金不断推动蒙古汉化的政策，蒙古小孩只学蒙古文字不以为然，要求他们努力学习汉文，还亲自请来汉人学者教育自己的孩子。

    腾格尔则与真金针锋相对，坚决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学习汉文，同时参与了反对真金的党派。

    真金虽然雄心勃勃，实际上也只是参与朝政，并没有左右朝政的权力。大元朝廷的大权始终掌握在他那个精明专断的父皇忽必烈的手中。

    忽必烈一直对理财派念念不忘，对反对理财派的真金产生了反感。

    1284年12月，忽必烈任用汉族商人卢世荣理财。同时，到处风传新任的正宫南必皇后僭越干政。

    真金和汉臣对此很不满。他指着卢世荣呵斥道：“钱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怎么能每年榨取赢利呢？我只怕老百姓的膏血因此枯竭，不止是害民而已，实在是国家的大蛀虫啊！”

    数月之后，卢世荣被真金的汉法派弹劾下台，关进监狱并且处死了。

    理财派的领袖桑哥虽然竭力袒护卢世荣，却因为害怕真金而不敢相救。

    1285年的春天，一名南台御史上疏说：忽必烈年事已高，应当给皇太子真金禅位，恳请南必皇后不要再干政了。

    真金听说以后责怪御史弄巧成拙，心中十分恐惧。

    当时，御史台中定额为16个汉人的御史全部空缺，担任都事的尚文偷偷地把这份奏章隐匿了下来。

    阿合马的支持者达吉古阿散、腾格尔等人得知以后，在忽必烈的面前请求查办各种官吏的案子。名义上是搜索全国隐藏的钱粮，实质上是打算公开这篇奏章。

    他们接手御史台吏案，立即要求得到这份奏章。

    尚文深知这篇奏章关系重大，推脱说必须得到右丞相安童等人的批准才可以交出。

    达吉古阿散和腾格尔将此事向忽必烈作了汇报。

    忽必烈大怒，命令立刻交来奏章。

    安童等人也束手无策。

    尚文以攻为守，很快从阿合马的旧案中搜集到达吉古阿散党羽的数十条罪状，与安童一起商量对策。

    尚文说道：“皇太子为天下之本。如果奏章被揭发出来，必将倾覆太子，动摇国本，祸不可言。只有先发制人，变被告为原告。”

    于是，安童等人抢先向忽必烈状告达吉古阿散的罪行。

    忽必烈看到有人要他退位的奏折，气得怒不可遏，七窍冒烟，厉声责问道：“难道你们就没有罪过吗？”

    安童带头认罪说道：“我们不会逃避罪行。达吉古阿散等人的罪名在刑律上是写得清清楚楚的。他们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应该选一个德高望重的大臣来主管这个案子，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平息纷扰。”

    忽必烈的怒气这才消了一些。形势逐渐缓和下来。后来，达吉古阿散等阿合马的余党被判奸赃罪处死。腾格尔因为牵涉不深，受到了忽必烈严厉的责罚。

    虽然如此，真金却因为过早暴露了自己的野心，生怕忽必烈像很多汉皇一样废了自己，郁郁寡欢，积久成疾。1286年1月，43岁的真金病逝了。真金死了以后，忽必烈将皇太子授予真金的三儿子铁穆耳，即后来成为了元成宗。

    治国的政策相继遭到了失败。大臣们明争暗斗，乱成一团。心爱的儿子接连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英雄的暮年有心无力。由于这些悲剧的刺激，忽必烈开始大量地酗酒，毫无节制地暴饮暴食。他的体重迅速增加，变得越来越肥胖。

    酗酒和肥胖引起的疾病时时折磨得忽必烈痛苦不堪，生不如死。

    1294年2月18日，忽必烈带着刻骨铭心的悲伤去逝了。

    作为一个决策千里的帝国征服者，忽必烈给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带来了伤痛和浩劫。

    作为一个新国家和新秩序的建立者，忽必烈又是非常成功的。至少，他统一了分裂长达几百年的中原汉地。

    年迈的达来、努海带领着下一代的腾格尔、陶菲克等人前来为大汗忽必烈送葬。

    在刺脸的寒风中，努海冻得瑟瑟发抖。他禁不住呻吟道：“温暖的春天什么时候才能来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