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拖为止。为什么不能拖了呢？因为总有人在q上反反复复复复反反三碗豆腐豆腐三碗地问：这事儿是真的吗？叶凉哪儿的人？你有他们家电话不？你跟他们怎么认识的？你瞎编的吧？……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是我不想一劳永逸，而是，千头万绪，理不清楚，不知从何说。如今既已决定要说，那就让我先说一个人吧。

    这人是我四舅爷，我外婆的弟弟。

    我外婆那辈，兄弟姐妹八个，四舅爷上头有大舅爷、二姨婆、我外婆，下头还有四个，要算上养不活的，十个都有了。是真正的中不溜秋，从小不受宠。父母给孩子置办新年新衣，总能拉下一两个，这一两个里头，回回都有他。他不会争，但是他别着劲儿，总想着出人头地，让他人高看一截。

    四舅爷是1932年生人，他十七那年，解放了，松脂厂招工了，进厂了，工作了，结婚了。“了”就“了”到这里为止，“结婚了”后面没有顺理成章的那个“生子了”。四舅爷的婚姻来得快，孩子来得慢，直到他三十二那年，第一个孩子才姗姗来迟，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也就三个，两儿一女，身架结实，养活起来一点不费事，很享福的样子。的确很享福，自从四舅爷他从松脂厂辞职，下到改革开放的大潮里扑腾了一阵——原先收松脂的筐里放了些卤好的猪肚猪脚肉丸，拉到市集上卖，很得了些钱，家里的瓦房翻成平顶房，置了电视、冰箱、摩托……他成了“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大儿又很争气，考上了大学，二儿小女读书不济，但都在城市里觅得一份工，收入稳定，也蓄些钱定期邮到父母手上，日子风生水起。四舅爷做人得意，周围也高看他，年节上给宗祠上供，他总做主祭。如此如此，精神抖擞回来了，他很滋润地过了四五年好日子。

    谁能想到日子也有山高水低呢？谁能想到风云突变就在那么短短两年呢？

    先是大儿，学校打电话回来，说大儿病重了，要家里赶快来人。说得好怕人的。四舅爷三魂七魄全都没了着落，连夜赶去，从医生嘴里听到三个字“白血病”。他不明白，他从没听过这病，他对病症有限的认识里只有“伤风感冒、头疼脑热”，他不知道这病比伤风感冒头疼脑热厉害到哪里去。后来他就明白了，这病耗人，烧钱，家里值钱的东西一件件少下去——电视、冰箱、摩托……最后是那几间平顶房，全卖成钱去续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可是，柴烧完了，青山也没了，那该如何是好？四舅爷抱着大儿的骨灰一路回去，到了家以后茫然四顾，那间破败的祖屋矗在半山腰，等着他爬。一步步爬回起点。他爬得上老屋，却再也别不起那股劲去搏了。

    接下来的日子，四舅爷想得很简单，他想做点小生意，把外债还还，然后蓄点钱过生活就好了。不比了。不搏了。命中三尺，你难求一丈。享得太多，老天爷就得夺去一些。他怕。

    我的四舅爷对灾难有着超乎想象的敏锐。大儿去世后，他有半年的时间右眼皮不停地跳，他对此充满了恐惧，总觉得后面还有些什么，事还未出完，难还未受尽。

    果然，二儿又出事了。谁能想到老实巴交的二儿，居然会抽上白粉？谁能想到他为了抽口解瘾，居然替人当送白粉的马仔？二十几的年岁，家还没成，就被捉去蹲监，一蹲十五年。多大的丑事啊！吴家自清末迁徙到平山这里，百十年间，几千号人，没有一个蹲过监，穷死、饿死，也绝对清白干净。四舅爷的名声在一夜之间臭了。四舅爷在一夜之间老了。大儿死去，二儿活着，活得跟死差不多少。四舅爷的生前身后已注定一片寂寥。老来无望，余日苦多。他大病一场，病得黄瘦黄瘦的，四舅奶顾不过来，就把在外头打工的小女儿叫回来，帮着顾顾。小女儿回来了。带回一个微微隆起的肚子。那年，天异乎寻常地冷，男女老少都捂一身衣服，小女儿那四个月的身孕，外人只当是怕寒、捂得多了。可四舅奶是什么人，她三十几开始做收生婆，单看人走路她都能看出事体来。瞒不住了。问孽种的父亲是哪个。问那混账男人死哪个旮旯里了。没用，小女儿半个字不吐。不吐，不吐就要拖去打掉！她犟，小女儿比她更犟，以死相逼，硬硬保下这个没阿爸的孩子。旧愁未了，又添新愁，白发恣意生长，四舅爷的老态彻底成型。

    事已至此，空愁无益。四舅爷只能忍着活。他急躁起来，太想打个面皮上的翻身仗，于是放弃了稳当的小本生意，向人借本钱做当时很旺的猪苗买卖。几个月辛苦，钱没挣到一分，倒还欠了几千。再后来，又借钱做木材生意，赔个精光。债在不知不觉间筑成高山，一望望不到边。借得无处可借，连小本生意也做不成了。四舅爷没了主意，只能买一条烟几瓶酒去找松脂厂的厂长，想求他让他回去收松脂。松脂厂的厂长是四舅爷的侄辈，虽是“一表三千里”的远亲，毕竟攀得上。这里还有个很微妙的问题，松脂厂的厂长追过四舅爷的小女儿，被她婉言拒绝了。很难说这人有没有打击报复的心，尽管他让我四舅爷在门外吹了一个小时的冷风，尽管他一开口就是这难那难，尽管他一再强调我四舅爷这年纪已干不起这样的重体力活。最后，他还是答应我四舅爷，给他份收松脂的工了。

    就这样，我四舅爷在他将近六十的时候干回了本行。天不亮就起，起来用个军水壶装一壶水，把箩筐绑上那架二十九寸的老单车上，再往筐里放七块松糕（七块代表一个礼拜七天，天天有得吃，意头好。余下一块可以带回家，也可留在松脂树下或者是容易出事故的路段上祭神。），然后走进清晨的雾水里。收松脂的人们要先到松脂厂门口集中报到，再一起骑车到红旗坡，上了坡以后再个简陋的小茶棚边坐下歇歇，然后再四散开来，各去各的。(小茶棚是那时候的特产，他们售卖的对象，是运橡胶、松脂或是木材的司机。再过几年，小茶棚里就不卖凉茶了，改卖瓶装矿泉水。）这生计实在辛苦，能干的都是些壮年男子，我四舅爷确实是老了，刚干两个月身体就有垮掉的迹象。只能兑出工钱回家，歇了十来天，又到砖瓦厂去拉灰砖——从砖瓦厂出来到外边公路，还有一段几公里长的羊肠小道，大车进不去，只能靠自行车或是摩托车驮。一块灰砖五分钱，拉得越多钱越多。为了多挣几个钱，四舅爷常常装满满一筐，然后吃力地推出去，到了稍平些的地方再慢慢蹬上车去。一样辛苦，只不过不用早起，也不规定量，能拉多少是多少。到这里，大风大浪似乎都已经过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直固执地认为，同样程度的灾难不会以这样大的密度降临一个家庭。如果会，那只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