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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盖的(所以不会含有石棉)。我打赌你对你老婆讲了这个故事,所以她允许你在家里抽烟。)
老头哈哈一笑:“boy,you know&his‘s whyyou are my favorite&!”(译:你太了解我了。这就是为什么你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晚饭后把老头送回房间休息,陈立问陶郁要不要一起喝一杯。陶郁欣然同意,反正有时差睡不着,正好和新结识的师兄聊一聊,两人于是在附近找了间安静的酒吧。
“听美国教授们谈中国环保,有什么感受?”陈立起话头道。
“国内的环保法规还有很多空白。”陶郁说,“这也很正常,有那么多比石棉房子要紧的事。可是有些东西不能因为当时看不出影响就放任不管,等意识到后果再补救,恐怕要花更长的时间和代价才能挽回。”
陈立点点头问:“你在美国几年了?”
“三年。”
“一直在芝加哥?”
“对。”
“windy city……”陈立回想道,“我在那个城市待了一年,只记得冬天太难熬,其它季节还不错。”
陶郁颇有同感:“一年里有半年是冬天,我是北方人都觉得太冷,你南方去的肯定更住不惯。”
陈立笑了笑,注意到他握着酒瓶的左手上戴着戒指:“结婚了?太太也在那边上学?”
“订婚,他是西北医院的医生。”
“那你毕业是要留在那边喽?”陈立问。
陶郁点头:“是这样计划,但是现在经济不景气,就业很困难。”
“相比公司,还是学校的职位更保险一些。念书期间多发文章,参加学术会议争取做报告的机会。”陈立说,“中国留学生大多不爱出头,只顾闭门造车,这样不好,留学生是没有根基的外来者,想让别人认可你的研究,就要增加自己的曝光率。”
这是陶郁第二次听到人说“留学生没有根基”,但陈立的态度显然要比之前那位师兄积极,没有根基可以自己打造根基,不能光指望外界发现自己,要主动去争取关注。陶郁觉得陈立讲得有道理,但也有顾虑:“andrew好像不太赞成学生投会议论文,觉得会议比期刊门槛低,会拉低论文水平。”
“自己掌握好平衡。”陈立说,“衡量研究水平主要看期刊论文,但是参加会议能让你结识更多同行,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告诉你一个窍门,你可以在会议上提出论题和先期实验,然后把完整的数据分析和最终结论在期刊上发表。有人觉得这个做法功利,但工科本身就和纯理论不同,我们研究不是为了写进教科书,而是为了尽快转化为应用,最大可能的市场化,你说是不是?”
陶郁不由点了点头,陈立的观点给了他一些启发,扭转了他看待研究的视角。
“师兄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回来?我听andrew说,他其实想多留你做几年博士后,911那阵风头过去,你完全可以在那边找个副教授的职位。”
“和你的性质差不多。”陈立说,“你是要留下,我是不得已要回来。”
陶郁了然,和对方碰了下酒杯说:“国内高校待遇也不差,也许比留那边发展更好。”
陈立笑了笑,不置可否,慢慢喝完杯里的酒,两人各自回去休息。
陶郁一直以为这次是纯学术交流,当陈立提到开幕仪式会有领导出席时,他以为只是学校领导。活动开始前,双方的教授在会议大厅里闲谈,陶郁正专心给老安德鲁做翻译,忽然一行人从外面进来,他随意瞥了一眼,当看到校长陪同的那个人时,他活像被雷劈在了原地,迎着对方同样惊异的目光。
陶郁嘴角抽了抽,微不可闻地喊了声:“爸?!”
第四十章
开幕式前由于时间紧,陶父只是简单和大厅里的人寒暄致意,老安德鲁作为美方教授的代表,由校长引荐了一番。陶父和老安德鲁握手的同时,意味深长地看了陶郁一眼,没有和他讲话。
看着父亲和导师一同进入会场,陶郁心里百味陈杂,父子俩已经三年没见面,刚才听人介绍他才知道,父亲还在能源部门任职,目前分管新能源发展规划。
开幕式上陶副局长做了简短发言,提到了能源结构优化,以及国家对即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的重视。温室气体减排也是这次环保学术交流的主要议题,陶郁总算能理解为什么他爸会来出席开幕活动。
仪式过后,教授们将举行圆桌会议,会上有专职的翻译,确定老安德鲁不需要陪同后,陶郁心情忐忑地等候在大厅门口,希望能和父亲再见上一面。
“陶郁,你在这等andrew吗?”陈立正要赶往会议室,看到陶郁站在太阳地里,不由停下脚步,“这个会至少两个小时,你要不跟我一起进去,要不找个阴凉的地方,可以去我办公室,不要在这里晒着。”
“师兄。”陶郁犹豫一下说,“我在等刚才发言那个陶副局长。”
陈立诧异地看了看他,不确定地问:“你们是……亲戚?”
“……他是我爸。”
这个回答让陈立很意外,开幕式前陶局和老安德鲁见面的时候他也在旁边,完全没看出这对父子之间有任何互动,而且陶郁对他父亲的行踪似乎完全不知情。
“陶局开幕式一结束就走了,他这段时间在上海开一个能源规划会议,所以我们才有机会邀请到他。”
“是吗……”陶郁心里失望,面上却不愿表现出来,转而对陈立说自己明天要回趟北京签证,拜托他这期间关照一下老安德鲁。
陈立点了点头,看着他略显失落地离开,感觉陶郁和陶局的父子关系十分怪异。
陶郁在校门口找到一家机票代理,订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护照和国内的身份证都没带,只好回酒店去取。经过大堂时,前台的接待喊住他,问他是不是陶郁,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交给他一个信封,说是一位姓李的先生留下的。
“姓李?”陶郁奇怪自己刚回国两天,在上海并没有熟人,“对方说是干嘛的吗?”
“说是您父亲的秘书。”前台姑娘认真地转达。
陶郁不知道这位“李秘书”,不过也不奇怪,能源部门这几年调整很大,人事变动也很正常。
“还有别的留言吗?”
前台摇了摇头。
陶郁回到房间将信拆开,认出是他爸的笔迹,只有两行字,第一行是